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和事
2009-02-27 07:58:53 作者:王志强 来源:中国教育报
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使优良的知识传统得以保持,并培养了大批人才。刘宣庆的《西南联大生活录:绝代风流》为我们讲述了一些罕为人知的西南联大的故事。
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西南联大注定要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联大建校之初就组成了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为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领导班子,其中真正行使管理权力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明确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意思就是“你代表我”。而蒋梦麟的名言则是:“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由此足见三位校长之间的相互信任。作为当家人,梅贻琦真正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将校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平均发给三校教员。他们以国事为重的理念和宽广的胸襟,为联大打造出一片和谐的天地。
联大的生活环境很差。教授们借以栖身的多是租来的民居,楼上住人,四壁透风;楼下是牲畜圈,臭气熏天。办公桌椅、家居用品多用汽油箱拼凑,这使得汽油箱一时成为抢手货。战乱时期,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尽管如此,西南联大还是决定集体减薪。迫于生计,闻一多先生靠治印所得贴补家用;梅贻琦的夫人做“定盛糕”悄悄出售;吴宓、刘文典则靠写些文章来换取一些稿费。朱自清先生的胃不好,可别人请吃饭时常常吃得很多,事后又后悔。非先生贪嘴,实在是饥饿令人生畏啊!教授们教书之余大多辟园种菜,以求自给;学生们每日以“八宝饭”(糙米杂以石子、沙子、老鼠粪、秕糠等煮成的饭)充饥,却依然苦学不已。在那艰苦的环境中,联大人以一种不屈的精神诠释了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执著。
环境虽苦,可他们精神丰盈。蒋梦麟在防空洞里听着炮弹的爆炸声写《西潮》;华罗庚在蚊子成群、跳蚤吮血、两个鸡蛋全家5个人分着吃的境况下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王力在屋内雨天漏雨、冬天透风,门外猪牛粪遍地、臭气熏人的环境里创作出《龙虫并雕斋琐语》。他们苦则苦矣,却成绩斐然。刘文典在月光下讲《月赋》,唐兰在课堂上如醉如痴地吟诵宋词,吴宓醉心于《红楼梦》并掀起一股研究《红楼梦》的热潮。他们身处逆境,却风雅不减。看看电影,泡泡茶馆,逛逛地摊买点儿小古董。他们苦中求乐,精神不颓。
那是一段值得回首的岁月,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联大人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安贫乐道的精神和赤诚的爱国之心,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文脉: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大多学有成就。其中很多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后来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穷节乃现”,在联大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中华精神。时光流转,但往事并未成烟,回首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和事,怎能不令人唏嘘不已又击节赞叹!
(《西南联大生活录:绝代风流》,刘宜庆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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