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与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主义批判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与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主义批判的比较分析

——兼论英国新左派学者对新文化史学发展的影响

英国新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纲要、神话与现实》 （以下简称《民族与民族主义》）自1992年发表之后，引起了学界多方的强烈反响。首先，霍氏作为英国新左派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其著述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范式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的一支独特力量。其次，该著作系1983年霍氏与T.兰格携手编辑《传统的发明》一书之后，再度以一种被定义为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对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理解的著作，故在新文化史研究领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其三，民族主义问题乃是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学术议题，诚如霍氏在前言中所言，在1968年到1988年期间，学界出版了大批著作对民族主义、民族运动及二者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数量和质量较之20世纪前半叶而言乃是有极大的提升。 而霍氏的著作在这一研究热潮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位新左派学者，霍氏的史学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著提及， 较多关注了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在霍氏著作中的影响；而对霍氏的研究在新文化史中的地位，也有相当多的讨论。 这是因为其著作通过建构主义的理解现代国家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契合了新文化史与建构主义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 至于最为人称道的霍氏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更是成为无数学者在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时争相引用的重要文献，国内也发表了一批论文专题讨论霍氏的民族主义理论，并将其理论应用于各种民族主义的比较或是各国民族主义的个案分析之中。 除了以霍布斯鲍姆为主体的学术研究之外，在对英国新左派学者的学术成就又或是作为整体的新文化史进行研究之时，霍布斯鲍姆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重要人物。

上述现有的研究对学界了解与介绍霍氏的民族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均有极大的裨益，大量霍氏的著作译入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如果以霍氏对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出发点，观察其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会发现作为新文化史分支的新左派史学（尤其是霍氏的史学著作）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有着相当微妙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以霍氏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切入，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如何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影响新文化史的发展。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简要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其次讨论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及其个人对这种批判的理解。尽管这部分的讨论已经有学者进行论述，但论述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史学研究的范式角度出发，本文则试图从对一个概念本身的理解入手，由更为细致的个案出发，来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学的影响。第二部分将被分成三个层次进行具体阐述：首先将从概念层面来梳理民族主义理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其二是通过解读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来理解在概念的意涵发生变化之后——这种变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语境下的新阐释，也包括民族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变化——来解读新左派学者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养上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最后，本文将对新左派的历史学研究在新文化史发展中的影响进行评估，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发挥出批判性的贡献。

一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系统地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文献整理和观点辨析的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的观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对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发轫的现代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无论是马克思本人抑或其后来的继承者，均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据王希恩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研究不仅成为重要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学派，且对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乃至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为此，西方学术界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和关注，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民族主义理论的对应物（alternative）在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恰恰是国内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了相关研究的论文。

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希恩在回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民族主义的论述时，在政治理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回顾和反思，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的理解划分为批判、借助和吸纳三个主要的阶段。为此，他首先追溯了经典作家们提出的多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些民族主义的共通之处在于，其一，民族主义理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二，民族主义旨在维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其三，奋力、隔绝和发展特殊性是民族主义的共有特征。民族主义的出现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中有其必然性，并将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方案，通过各个民族的首先独立来实现最终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并最终通过对民族、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改造。

叶江的论述则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对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其比照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阿克顿勋爵的民族主义理论，来勾勒马克思主义批判下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意涵。叶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目的出发，对民族主义作了学理上的深入研究和批判。由于马克思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斗争是阶级斗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非民族国家斗争的历史，即便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发展最为兴盛的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是次要的，阶级斗争才是主要的。其次，由于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使得民族主义建立的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非广大劳动阶级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甚至可能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负面的影响。无产阶级运动最终的目标也不是在民族运动的胜利，而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由此则造成了无产阶级并不带有民族性，只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最终将超过民族运动，民族运动终究只是历史发展的旁支。

综合上述二位学者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概括。首先，二位学者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其发展脉络中梳理出了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和影响。其次，二位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反对民族主义，理由在于民族主义理论无法体现阶级斗争的本质，其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理论而不是无产阶级理论，尽管可以将之作为实现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途径和手段，但并非意味着建立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民众斗争形式。其三，从定义的角度来看，二位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定位在一种斗争理论上，而民族主义同样作为一种民众斗争形式，故而两者可以相提并论进行探讨。

然而，如果比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和《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两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来看，霍氏又给出了一种独到的解读，而这本文就是下个部分讨论的内容。

二 解读新左派史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霍布斯鲍姆的理解中，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 作为对民族这个群体的认同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和民族的概念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根据霍氏的考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即与政治、疆域、语言等因素结合起来的群体概念——最早出现于1884年，这一年代的界定使得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义与19世纪80年代之后所被普遍接受的意义截然不同。 但如果回到上文中所引用的王希恩与叶江的研究来看，马克思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解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指涉，但在对民族主义之政治性的解读上是与霍氏一致的。

如果将民族主义的含义定为政治性的，这本身就已经将其文化性的特征排除在外。根据霍氏的研究，“民族”一词只有在罗曼语中是原生的 ，然而根据其他法语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法国革命之前对“民族”的定义中，就已经表现出两种解读的趋势。一种是将民族视为文化的群体，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另一种是将民族视为是政治的群体，代表人物为希罗多德。孟德斯鸠之所以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文化群体，是因为其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中世纪的神学，因而从是否信仰同一个上帝出发引申到了是否认可同一个民族，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紧密契合，由此使得作为文化单位的民族带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特征。而希罗多德的学说立足于其生活的古希腊城邦国家，于是将民族成员的身份与城邦国家的公民身份加以等同，从而带有爱国主义、民族优越论和排他性的色彩，既使得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带上了反普遍主义（anti-universalism）的意涵，也使其具有另外一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表现为，对政治民族的内部成员而言，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外部成员和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平等的，这引致了民族主义造成的对外战争。 被视为民族和民族主义起源的标志性事件的法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很好的印证了不同时期的民族和对民族的情感（亦即是民族主义）造成的结果。法国革命的早期从国内的反对王权的斗争发展为后来的对外战争的过程就是最好的正面。对此，伏尔泰和卢梭也有相关的讨论。于是，如何获得成为人（man）和成为公民（citizen）之间的平衡成为了现代民族自诞生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族裔困境（ethnic dilemma）。

由此我们再回到霍氏的解读上，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其一，如果他所定义的民族主义仅仅是政治维度的，尽管这种政治维度本身和文化、语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对文化性和普遍性的忽视也成为了这种定义的缺陷。反观马克思在使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之时，却已经将混合有文化和政治两重因素的民族和单纯作为一种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这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尚未在定义角度获得确认的马克思撰写有关著作的19世纪40年代，已经区分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概念所可以指涉的群体本身之间的差别。其二，由于霍氏本身仍然认可法国革命的爆发是他所认可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的发轫，当时诞生了后世关于概念定义的要素，但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概念， 而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就是在这100年间完成的。如果把这个阶段称为上述概念的形成时期——并且与这个时期并行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欧洲纷纷建立的时期——那么直接断定马克思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解读与后世的解读大相径庭是否有些言之过甚？因为一旦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定义留在了政治范畴，必然导致这种概念受制于确定其意义的人群，也就抛却了曾经受到马克思关注的非政治意涵的概念维度，由此又是否会导致这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名目下的研究本身趋于偏狭呢？

这种政治角度的切入，尽管在霍氏看来是将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精髓的保留，或者是相对其他要素而言更加重要的一个，但回到之前启蒙学者对民族的定义中会发现，仅仅关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政治意涵则可能导致较多的关注民族主义之排他性和反普遍主义的立场，背弃了民族定义中本身蕴含的普遍主义，而这似乎又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即马克思对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最终假定）立场站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尽管霍氏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遗产并不在于教条式的解读范式 ，也就不能简单的从马克思得出的结论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研究的问题，但这种对反普遍主义的亲和与马克思主义本身蕴含的普遍主义立场，仍然存在紧张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在新文化史中的推动作用，如霍氏所言，就是一种对同一问题多个层次同时加以研究，并对层次之间的互动给予关注的特性。尽管霍氏的著作本身并没有走向反普遍主义的窠臼，反而吸纳了马克思研究中上述特性，是其自身的研究成为了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新文化史和新左派史学 的缘起，或许会对理解霍氏的立场更为明晰的认识。霍氏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研究范式的认可，使得其成为了英国左派运动的旗手以及新左派史学研究的重要成员。新左派的学术研究范式真正成为历史学界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是在二战之后由法国的“五月风暴”爆发之后才出现的。 这场运动虽然着力于政治层面，但对西方整个思想界造成的冲击绝对不可小觑。一方面，它不仅造就了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运动之后刊行的著述，极大的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研究范式 ；而另一方面，这场运动鲜明的左翼立场也催生了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势力发展到达巅峰，在英国的表现就是新左派学者的出现以及新左派思想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新左派学者通过“自下而上”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发表了大量研究文化与大众，而非政治与精英的著作。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传统的发明》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诚如文章开头以及提到的，霍氏因为通过建构主义的理念来认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塑造的结果而使得他的研究成为了新左派史学的重要学者。更为难得的是，在欧洲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左翼运动衰退时期，该学派的研究非但没有衰歇，反而和新文化史紧密联系了起来。这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左翼学者并不着力于政治运动，而将力量转移到了学术研究上，导致了新左派变成了一支文化上带有批判性的力量而不是一支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这支力量和在美国兴起的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研究造成的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指向了同一方向。在美国，这种力量的代表著作是马丁•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劳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怀特的著作是从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出发，而被视为是文化转向之父。格尔茨的著作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在人类学的实践中转变了传统的记叙模式，将文化变成一种可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文本进行理解。 而这场被成为“新文化转向”的历史变革，也因为其参与者本身学科背景的多样性——其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还纳入了语言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范式——亦使得文化在研究中的影响得到了扩大。最终，美国学者林内•亨特编辑的著作《新文化史》在1989年的出版，对当时已经被认可为新文化史研究的著述进行了讨论，包括了对福柯、汤普森、格尔茨和怀特的著作的批判性研究，并对新文化史未来的走向进行了探讨。 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史研究成为了独立的历史研究的范式，其重要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有关著作出版数量的增多而日益提升。

如果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会发现其在范式上和新文化史学有极大的契合。在上文征引的霍氏著作中的片段中不难发现，在研究民族的起源之时，他通过词源学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而将民族主义视为是一种建构的产物，也是抛弃了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而进行的全新尝试。尽管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从政治层面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来入手，但并没有影响他通过文化层面、语言层面的考察来研究整个历史过程的演进，那么这种范式上的创新除了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有所继承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外因？

为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民族主义的概念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生的变化。与欧洲轰轰烈烈展开的“五月风暴”同时发生的还有美国黑人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使得美国***开始正视黑人群体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放弃了早先执行了多年的同化主义政策，转向更为宽容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这亦是怀特与格尔茨的研究走向新文化史的背景。

从“文化多元论”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文化性和多样性（亦即是一种非排他性的更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理念）是新文化史转向的背景所在，其最大程度的颠覆的乃是之前由民族主义所主导的同化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也在此局面下进入了调整期，与文化多元论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根据史密斯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分期来看，民族主义的含义经过了四个阶段：1815-1871年的同化阶段——1871-1900年的分裂阶段（disruptive）——1900-1945年的激进阶段（aggressive）——1945年以降的当代阶段。 在同化阶段中的民族主义直接导致的是马克思的批判，这是由于这种同化是基于国家单位而进行的，因为其对政治维度的侧重而带有强烈的反普遍主义色彩，在国内表现为发明制度建立民族国家，由此消灭了一部分原先存在的族裔群体，而对外则表现为战争，最典型的就是普法战争以及德意志的建立。马克思所批判的正式这种以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因为其尽管可以被视为实现最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过渡，但仍然是一种画地为牢的革命形式。这种同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主义进入了分裂和激进的阶段，一方面是新的民族国家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利己性不断提升，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大战的结束使得这种从同化开始策源的民族主义冲突形式需要得到新的应对之道，而这就需要反对其之前的反普遍主义立场，走向普遍主义，也是因此使得民族主义中文化维度的意涵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便可以解释新左派的理念为何与文化多元论背景下的新文化史相互契合，也可以解释新左派学者为何得以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来对当代的历史研究做出贡献。

200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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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业一篇，为了把课上的关键词都cover进去，所以题目有点大而无当，论述与史料相比之下则有点空泛无力，欢迎各位先进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