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钥匙《一本“幸福之书”的厄运史》

对俄罗斯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其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印象深刻：大都病态，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神经质，形神憔悴，神情冷漠，极度忧郁。诗人勃洛克在一篇关于果戈里的随笔中就如此描述已经逝去的作家：“倘若果戈里现在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待他的态度也会与其他多数同时代人并无二致：同样是惶恐不安，也许还不大友好。因为这个从某一点看来独一无二的人，总是以自己不可抑止的内心的惶恐不安感染他人。他抑郁阴沉，长着尖尖的鼻子，眼睛能穿透人的心底，病病歪歪，且生性多疑。”我们把这种俄罗斯文学中极度忧郁的精神作为其知识分子特质来欣赏，并且认为这种病态是理所当然，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但在另外一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的笔下，果戈里的忧郁其实是本可以治愈的病症。这种知识分子的忧郁也许传递了俄罗斯的文学精神，但作为忧郁症（Depression）的临床表现，如果能得到一把“幸福的钥匙”，得到尽快合理的治疗，天才作家也许就不会如此短命了。

《幸福的钥匙》（又名《日出之前》），可谓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作家左琴科一直以讽刺幽默大师扬名于世。他的讽刺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普通百姓、公务人员。作者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中摄取题材，嘲讽形形***的市侩心理、庸俗习气以及官僚主义作风。他在描绘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时，细致、深刻、一针见血。 其讽刺小说《澡堂》和《贵妇人》等早已成为了传世经典。但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之后，左琴科又把创作之路转向了一种新的模式，这就是后来以《重返的青春》和《幸福的钥匙》为代表的“科学文艺小说”。在《幸福的钥匙》这部半自传性质的书中，为了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忧郁症，左琴科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进了文学创作。左琴科早在十八岁就试图自杀过，但那时他认为忧郁症是正常的，甚至是符合其贵族身份的一种高贵的精神象征。后来他碰到一个人，其忧郁程度严重到“每年至少要悬梁自尽两次”。他“认为从他身上将可以看到恢弘博大的睿智、满腹经纶的才华和天生那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在浮生若梦的尘世天才必定是永生的。”他迫不及待和此人交谈，希望可以找到忧郁的伟大之处，但结果却失望之极：“这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他一生充其量只读过两本书。除了金钱、酒食和女色之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这个残酷的发现让他心如死灰，连以前残存的一点优越感也被那个一年上吊两次的家伙剥夺得一干二净。为了治疗此病，他又找了数不清的医生，尝试了多种药物，试过多种疗法，都无法见效治愈。不得已的情况下，左琴科开始求助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书籍，想从中获得解救之道。但令他震惊的是，那些令他敬仰的大师们原来有的忧郁症比他还要严重，肖邦、果戈里、涅克拉索夫、爱伦•坡、福楼拜、谢德林、安德列耶夫、勃留索夫以及列•尼•托尔斯泰等都在忧郁之中痛不欲生。他认识的几个当代作家也同样是忧郁症患者，比如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年仅三十岁就上吊而亡，五年后，写出激情四射的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步其后尘。原来俄罗斯文学中的忧郁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无法排遣驱除的病症，可笑的是我们这些人还奢望从忧郁中得到俄罗斯文学的精髓。

为了拯救自己，左琴科才写了《幸福的钥匙》这本书。通过一次次的回忆，从过往的生命段落中找寻自己病症的痕迹。他从十六岁回忆到了三十一岁，选取了六十三个记忆清晰的片段；又回到童年时代，择取了三十八个记忆片段，深入到了记忆的深处，仍然一无所获。直到把他的记忆无所逃遁似的上溯到了婴儿期，才终于找到了“水、手、乳房、雷击”四个条件刺激物的病源，而这些病源无一不与婴儿期的饥饿感有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成为了他凭借的科学武器。当他依靠条件反射原理和精神分析的仿佛终于找到病因，豁然痊愈之后，他却并未止步，在书中对那些历史上患病的大作家，爱·伦坡、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叶赛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的结论认为只要通过克制的理性，净化的心灵一定可以战胜痛苦和衰老，病魔与疼痛。此书最为好看的部分就是对这些已逝作家的解析推理，精彩纷呈。

但是这些还不是这部书最为奇特的部分，荒诞的是这样一部描写科学文艺的“幸福之书”竟然也会厄运连连，它的出版和流传本身成了那个特殊年代荒诞历史的一部分。1942年8月，左琴科在战争岁月里开始写这本奇特的书。刚完成的部分章节得到了著名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以及生物学院士彼兰斯基的肯定和赞扬，并在当时苏联《十月》杂志上发表了前六章。但始料未及的是到了1943年12月的时候，风云突变，苏联《文学与艺术报》发表了一篇《论左琴科之新作》，抨击《幸福的钥匙》是“下流的”，“没有道德的”，后又被定性为“反艺术的，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作品。很显然，左琴科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来面对这场早有预谋的政治性的陷害。他甚至还天真的向斯大林上书，希望伟大的领袖注意到这本书存在的科学和文学的意义。他丢掉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再也没有办法继续生活。那个特殊年代的语境中，类似左琴科的悲剧一次次上演，有数不清的艺术家和作家悄无声息的消失，流放，噤声，逃往国外。译者戴璁在书的译后杂谈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1946年8月至9月，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对左琴科和同时受批判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轮番批判。这位原本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也受尽了屈辱和磨难。批判声称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对青年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日丹诺夫还在报告中发表了“著名”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更确切地说，是集***与祷告于一身的***兼修女”。这一切在一旁接受批判的左琴科都默默地看到了心里。

比那个时期很多的作家都要幸运，左琴科熬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1953年，“伟大领袖”死后，他重新加入了作协。但《幸福的钥匙》的厄运并未结束，1954年5月，他因不同意原来对他著作的批判，又惹恼了另一位“伟大领袖”赫鲁晓夫，一连串的攻击、指责和封杀轮番而至……面对这种困境，左琴科没有沉默，选择了据理力争，“我愿意接受任何命运，就是不要现在的命运！”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是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的，只能被碾个粉碎。左琴科身心俱疲，1958年7月，郁郁而终。《幸福的钥匙》能治愈他的忧郁症，但无法治愈他面对政治时那种无足措手和惶恐不安，无法带给他幸福的晚年，这就是那个荒诞年代里最为真实的写照。

而几年之后，历史又展露了他黑色幽默的一面，左琴科的遭遇轮番上演，地点换成了中国……

思郁

2009-2-26书

幸福的钥匙，【俄罗斯】米哈伊尔·左琴科著，戴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