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雷蒙德·卡佛眼中的世界》

1981年2月15日，雷蒙德·卡佛在《纽约时报》一篇谈论写作的文章中写道：“有些作家很有才华，我认识的作家们没有一个缺少才华的。但要说到观察事物独特、精确的方式，以及找到合适的语境来表达这种观察方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盖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当然是约翰·欧文看见的精彩世界。还有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眼中的世界，有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世界。还有契佛、厄普代克、辛格、斯坦利·埃尔金、安·贝蒂、辛西娅·欧芝克、唐纳德·巴塞尔姆、玛丽·罗比森、威廉·基特里奇、巴里·汉纳眼中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甚或相当出色的作家，都会根据其自身的规范，来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

“我所谈论的东西，类似于风格，但又不仅限于风格。而是作家赋予他所写的一切的独一无二、确凿无疑的签名式（即鲜明特征）。这是他的世界，而绝非别人的。这是使他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的东西。不是才华。周围有的是才华。而是一个作家观察事物的某种特别方式，以及对于这种观察方式的艺术化表达。”

这段自白或可用来说明，为什么“极简主义”（Minimalism）或“肮脏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对于卡佛的写作而言至多是描述性的标签，而绝非精确的定义。或许对于写作者而言，成功的真正标志便是他的名字本身衍生为一个众人皆认可的形容词。一如描述狄更斯的最佳词语是已收录进英文词典的Dickensian（“狄更斯的；像狄更斯笔下描述的；狄更斯作品的”）；当我们谈论雷蒙德·卡佛的时候，我们不妨用这个词：Carveresque（卡佛式的）。

日常生活的崩坏

卡佛的小说写的都是平民，或者说，普通人：“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卡佛的写作无关宗教、政治、种族，他总是回到作为一个人本身的基本层面，来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坏也不蠢，他们只是对自己匮乏的生活缺少理解能力；他们所能承受的生活有着一个限度，所以他们显得如此脆弱，就好像只要一件微小的事就能将他们打败一样。

《大教堂》中唯一用第一人称女性叙事的《瑟夫的房子》是个极好的例子。已然戒酒的魏斯从瑟夫手里租下一套房子，试图与前妻重归于好。正当他们喝着咖啡、汽水、果汁，祈望着那个愉快的夏天永不结束之时，瑟夫却不得不收回他的房子。在故事的结尾，有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我”问，“假设，仅仅是假设，什么都没有发生。（……）比如说所有别的事都从没发生过。那会怎样呢？”魏斯答道：“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恐怕要假设我们是别的什么人了。（……）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啊。”

这段含义丰富却“不着调的话”其实是在暗示，戒酒之后的魏斯并没有真正地找到自己，一如瑟夫的房子只是别人的房子，魏斯的自我不过是借住在一个不喝酒的身体里而已；而人们的身份并非可以轻易改变，那夏天暂时的快乐其实多么脆弱。

在卡佛的小说中，不乏类似危险将至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恰恰来自日常生活本身。《纽约时报》书评人Irving Howe曾评论说：“卡佛笔下没有写实小说惯有的特点，也没有象征小说那些暧昧不明的母题。他能让读者在诡异离奇的空虚中漂流，揭开平凡生活的危险可怕，指出平凡生活才是凡夫俗子的真正敌人。”

沉默，或表达的困境

“短篇小说作家的任务是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注入到一瞥之间。要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文学技巧来展示他的才华，要有平衡感和事物之间的协调感，要明白事情究竟如何以及该如何看待这些事——就好像其他人都浑然不知似的。而要做到这些，就要通过清晰、特定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令那些能够照亮小说的细节栩栩如生。要使细节具体、并传达意义，语言就必须准确、一丝不苟地表达。”

卡佛总是用简洁、紧凑、毫无虚饰的语言讲述他的故事。他着力于描述客观的细节，描述人物的动作和对话，而很少讲述他们的内心活动。读卡佛的小说，就好像看见一池平静的湖水之上漂浮的细微物事，然而它们却是读者通向深处、洞悉湖面之下暗流之源的线索。

卡佛的叙事声音是疏离的，他的人物们常常带有一种表达的困难，就好像找不到恰当的语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就在这沉默或表达的困境之间，雷蒙德·卡佛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断裂，写出了那些无以名状的东西。

在讲述父子关系的《软座包厢》一文中，有建筑物正面“无法发音的名字”，而同车厢的旅客讲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在《小心》里，被耳屎堵住了的耳朵不啻是一种隐喻；在《火车》中，一个女人说着“一种登特小姐听不懂的语言”；在《发烧》里，卡莱尔“把话筒远远地举在面前。他盯着这个小玩意儿，艾琳的声音正从里面源源不断地传出来”；在《马笼头》里，哈利听见电话响起来之后说，“那就让他响着吧”。无论是语言相异还是缺乏倾听，无论是声音没有转化为意义还是内心拒绝交流，卡佛用人物的对话和行为写出了表达的困境，和人际关系的疏离和断裂。

一件微小的，好事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师承海明威、契诃夫和卡夫卡，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能退到现实的边缘赋予日常生活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性。他的小说人物经常是不愉快的，故事本身也灰色，令人看不到希望。这或许与卡佛弥漫着苦难和失望的生活有关。

1938年5月25日，卡佛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乡间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伐木工人，酒鬼，经常虐待两个儿子。母亲则做女招待打零工。卡佛19岁高中刚毕业就娶了16岁的玛里安为妻，他们生下了一子一女。为了抚养家庭，卡佛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门卫、伐木工、快递员、图书馆管理员等。在加利福利亚，卡佛开始对写作发生兴趣，并参加了小说家约翰·加德纳教授的作家班。此后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洪堡州立大学和爱荷华大学作家班继续学习写作。

在197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之前，卡佛一直受失业和酗酒所扰。酗酒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有评论家认为，《维他命》便是对于酒精的一种隐喻。1977年，卡佛遇见女诗人苔丝·盖拉赫之后，生活才有了转机。此后创作的某些短篇开始传达些许温暖，给人希望。《大教堂》短篇集中最出色的两个故事《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都是如此。

《好事一小件》有两个版本。在原先的版本《洗澡》中，男孩的母亲从医院回家洗澡，听见电话铃声响起，故事便戛然而止。读者并不知道出了车祸的男孩究竟有没有死，也不知道这个电话是否又是那位蛋糕师打来的。故事简略而冷淡，一切留给读者进一步诠释。而在《好事一小件》里，男孩去世后，其父母来到面包店，面包师请他们吃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像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这小小的温暖来自人际的交流，来自彼此理解之后的和解。

《大教堂》也是如此。原本对盲人有偏见的丈夫，最后握着盲人的手，一起绘制了一幅想象中的大教堂。在这里，肌肤接触成了交流的象征：“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还从没这样干过。”

正是这些“微小的好事”赋予了卡佛小说更深厚的情感深度，他的语言和叙事在后期也变得更加慷慨，或许这可以看作他正不断离“极简主义”越来越远，离“卡佛式”（Carveresque）的“文学大师品牌”越来越近的标志吧。

http://btr.blogbus.com/logs/359205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