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上卷）《你拥有这样两种特殊的能力》

《政治学说史》第二章论述雅典人的城邦的政治理想，深具理想的雅典人对于他们的民主制，极度珍惜，亦极度自豪，这些都体现在伯里克利《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里，萨拜因称之为“一篇无比精彩的的文字”，并将其推到顶峰，“在有关历史的文学作品中，极可能还没有一篇文章能够如此卓越地阐释了一种政治理想”。

很自然地，萨拜因引用了《演说词》中的一些段落，其中有一段谈到人所具备的两种能力，精辟得让人汗毛竖起：

“在我们看来，行动的巨大障碍并不是辩论，而是这样一种知识的缺失，即从那些为行动做准备而进行的辩论中所能获致的那种知识。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两种特殊的能力：一是在行动之前进行思考的能力，二是采取行动的能力；而其他的人虽说有着一种无知的鲁莽，但却不愿进行思考和反思。”

伯里克利这段话，有三点说得很明确：

一．思考与行动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往往思考在先，行动在后。《论语》也谈过思与行的问题，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说了，说其实只要想两次就可以了（“再，斯可矣”）；无论如何，孔子也认为先于行动的思考是必要的。

二．仅有“行动的能力”，显然还不够，那会让行动者陷入一种无知的鲁莽，结果造成行动中的巨大障碍。

三．“思考的能力”能帮助获得知识，它有赖于一种必要的形式——辩论。只有通过那些为行动做准备而进行的辩论，才能获得那种珍贵的知识。

为何辩论如此重要？这基于柏拉图最为赞同的希腊人的朴素信念——***最终依凭的是“说服”而不是“强力”，因为***所建立的各种制度也是为了发挥说服作用而不是为了发挥强力作用。同样的，公民的自由，也取决于他在与他人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交往中，具有一种能够说服他们并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如何说服？彼此辩论而已。

青草池塘处处蛙，民主有一个明显的表象——辩声喧哗。民主国家的电视，随处可见辩论的直播；民主国家的课堂，辩论是最常采用的形式。此地恰恰相反，电视上播的是潜移默化吾王万岁奴婢罪该万死的宫廷戏；学校里是处处管制，高悬“静敬竞净”标语的无声的课堂，那些所谓的老师，终其一生的功能，只不过是实现了成为一个班级“消音器”的理想。几年前，我与几个朋友去新昌中学，敞开在阳光里的中学，在礼拜日的上午，阒静无声，我扯开嗓子高歌几句，却被朋友轻轻制止，顺着他的手指一看，突然看见每个教室里，竟全部坐满了人！一模一样的姿势，青年们低着头如赎罪一般地在看书，没有一点点声音！瞬间，这个充满轻盈呼吸的校园，变成了一座黑压压的活死人墓。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要用人们听得懂的话（所以鲁迅反对文言），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电视最好的直播网络），谈论人们应当关心的事务——这就是“辩论”的意义。

对于那些冷漠、犬儒、自我放逐、逃避自由、连一声都不吭……的人，伯里克利批评得很严厉：“惟有我们才把那些不关注公共事务的人并不视作一个无害的人，而视作是一个无用的人。”

伯里克利《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通常译为《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讲词》，可惜的是，虽然大致意思似乎差不多，但通行的译本失去了许多精妙，比如这最可宝贵的两种能力，就没有区分；关于“辩论”则压根儿就没提：

“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恰当的讨论，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敢于冒险，同时又能够在进行这一冒险之前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是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

若是邓正来先生能主笔重译《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