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肉身《虚构的父亲，虚构的国文教师》

苏轼《与王庠》写道：“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

读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找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她就像新孵出的雏鸟，圆圆的前额上还粘着蛋壳碎片也不奇怪。”除了这个比喻之外，值得“一意求之”的是教授大卫•凯普什给儿子的强有力的建议，他说：

“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其主要文献都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旨在保证个人自由，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只要你的行为合法，制度根本不在乎你干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通常都是自找的。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欧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她们会给你制造不幸；为了第二天早上永远不起床你不需要走错哪怕一步路。但是在这里，没有极权主义……”

这父亲似乎缺乏同情心，因为二十一岁的儿子是来寻求建议与安慰的——他正读大四，女友怀孕了而且打算把孩子生下来——父亲为儿子罗列出一系列伟大的书籍，目标却是为了对付一个未婚孕妇。

不过，这书中的书，确是很好的教材：“《独立宣言》。《人权法案》。《葛底斯堡演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南北战争的全部三个修正案。我和他一起温习了一遍上述所有文献。我为他找到了托克维尔。我估计，他已二十一岁了，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交谈。我比波洛涅斯还要波洛涅斯。不过，我告诉他的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1979年时肯定不过时了。当年我需要将上述那番话硬塞进我的脑子时，它也是不过时的。孕育于自由——那不过是良好的美国常识。”

这教授父亲纯属虚构，这番对话是虚构人物的虚构，与现实生活隔了两层，然而我们不妨把这认作有价值的来自父亲的教诲，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父亲没有这样的提供时。

同样的，也不妨把北溟先生高鹏视作自己的国文教师，在汪曾祺的小说《徙》中，他是废科举前一年的秀才，后来颇不容易才得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对他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后来被聘为初一到初三的国文教员。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

我怀疑在这篇小说里，汪曾祺泄漏了许多他自己求学的经历，以及日后他本人教书的经历。至于高北溟先生所实践的国文教学，借用大卫•凯普什教授的评价，“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

《垂死的肉身》，[美]菲利普・罗斯，吴其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13元

《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