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选读《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日前写了篇《尴尬的孔孟 ——大陆现行中小学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原典》，意在介绍新华出版社引进台湾版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与《孟子 大学 中庸卷》，并以台湾版的严谨深厚，对比张万彬主编的《〈论语〉选读》（语文出版社，2007年6月）的混乱粗劣。

事后再看，却发现自己的文章，似乎有鼓吹读古书的嫌疑。于是觉得，有另作一文，表明自己立场的必要。

傅斯年写于1924年的《论学校读经》，常常被人引用，他的两点反对理由是：一.“排不下”（为了中小学儿童身体健全发育，功课不能过多，课程中排不下这门深奥功课）；二.“教不成”（“经”太难读，教材漏洞百出，教师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浑沌混过）。“少年学生上此课者，如做梦一般”，傅斯年是真了解教育者。

隔了一年之后，周作人的《古书可读否的问题》，说得更加清晰明朗，极为透彻：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语文出版社的《〈论语〉选读》，封面上写着“选修”，其实却是人人必修，教师得讲差不多一个学期。在我看来，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极大的身心折磨与无谓的精力消耗。

这必修的《〈论语〉选读》，不是“强迫的令读”是什么？半专不专的编者、半通不通的教师、半懂不懂的学生，哪里有读“通”古书的可能？那么，还要傻傻地读这样的册子作什么？

对古籍的生疏，是很多教师产生内在“骗子感”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来自己从小就接触很少，大学里面的训练也很有限，平日里更无太多兴趣，却不得不按照教材的编排与当局的指定，充当权威，强调其重要，假装自己很喜欢，并勉强孩子们也去喜欢。有些教师，嫌笺注烦人，讲解困难，索性规定时间，让学生背诵，然后默写检测，以此来耗过难熬的课堂时间。

没有自选教材自由的教师，就是被压迫的教育工作者；没有选修课程自由的学生，就是被压迫学习者。这样的被压迫着的教学状态，只会一天天将人闭锁，并在狭窄的果核中产生盘踞宇宙的幻觉。

关于让少年硬读硬背古书的问题，最近看到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为何“工具教育”与大学精神相违背》一文，说得真好：

“不理解的时候不如没有，要有理解，这是人文精神最基本的一条。如果说趁小孩年轻记忆力强让他背下来再说，这对我们的后代太残酷了，虽然这里所背的内容是有关人文的，但是这种背经典的做法是反人文精神的……如果趁小孩没有理解力、判断力和防护力的时候，权力在手的成年人把自己偏好的内容强行灌输给他们，就是不把他们看成将来可以自我担当的作为目的的人了，这不是对人类生活的内在价值的否定又是什么？”（《重温古典教育传统》P32，刘铁芳主编，华师大出版社2008年3月）

讲解抑或背诵，还是形式的问题；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这些古书，是否可以称得上“经典”？我完全赞同秦晖先生的观点：

“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儒矣。而庄子曰：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传统十论》P2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我以为，全然不懂中国的古书，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文明优雅的现代人；事实上，全然不懂中国的古书，一点也不妨碍我们自己在目前的环境里做一个好教师。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床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纪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1925年4月5日刊《京报副刊》

选自《谈虎集》P101-102，周作人 著，止庵 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