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忆旧集《圣诞忆旧集》

这本书，是应圣诞的景儿介绍的。我喜欢和时代开这样的小玩笑，不是很商业化地在媒体上体现这个节日。而就是在圣诞节那天，你翻看当天出版的三联，看到这个温暖的题目。虽然，我觉得卡波蒂本人的故事比他的文字精彩。但这本书，还是相当温暖好看。其中体现的质朴的价值观，又和那个开黑白舞会的他，那么不匹配。但无论如何，他的心中，住着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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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鲁门·卡坡蒂，很多人是先从电影熟悉他的。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蒂凡尼的早餐》远比作者本人有名，然后是2006年让菲利普·西莫·霍夫曼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的《卡坡蒂》（又译《卡波特》）。在一些美国文艺片中，他的在场，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在美国当代文化史中好像挺重要的。比如《安妮·霍尔》中，剧中人指着公园里的一个行人说：“哇，那个人好像卡坡蒂哎。”而这个出场几十秒的角色正是他本人客串的，类似这样的电影不胜枚举。之前他的非虚构犯罪小说《冷血》在国内出版过，但对于我们了解卡坡蒂，只好比才摸到一条大象腿。几个月前，他的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终于在国内出版，然后是这本即将在圣诞节上架的《圣诞忆旧集》。

和卡坡蒂的外在形象不同，这是一本温柔而朴素的小书，在中国快要度过这内忧外患的一年的时候出版，也及时相宜。正如陆谷孙在序言中提到的：“卡坡蒂这三篇‘冰雪’文字对于现世躁进的读者，启示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用小儿的目光看世界，用词汇量有限的童稚文笔白描人事，难得有些近乎玄诗派的比喻。。。。。。放大细推到成人社会的历史来认识，尤入机理。”查看卡的创作年表才发现，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三个短篇小说——尽管风格显得很统一，但发表时间却是从1956年一直跨越到1983年。而正是在这三十年中，卡坡蒂画完了他那条陡上陡下的人生曲线。

1924年的9月末，卡坡蒂带着家族早熟的基因来到世上。他妈妈在17岁上生下他，而他在17岁就在《纽约客》工作了。母亲在生下卡坡蒂以后，就离开他的生父，去大城市闯荡，卡坡蒂被母亲送回阿拉巴马的老家。《圣诞忆旧集》就是以他在阿拉巴马乡下的童年为蓝本的。卡波蒂11岁时，他的母亲嫁给了一个百万富翁，把他接到纽约生活，“卡波蒂”是他继父的姓。在纽约，卡波蒂上的都是一流的私立学校，校友中包括几任纽约市长和艺术家利希腾斯坦和帕丽斯·希尔顿等。后来继父失势，他又不得不早早出来工作。卡坡蒂解释他们有上大学的原因时说：“不管是否成为一个作家，老师的影响都和我的结果没什么关系，我至今认为我是对的，至少就我这个个例来说。”

1956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的老高了，我们把最后一片核桃壳扔进火里，一起打着哈欠。”32岁的卡坡蒂想象着20多年前一个冬日黄昏的来临。故事的主角巴迪是个7岁的小孩，跟着远房表亲苏柯生活。苏柯60多岁了，也是寄居在亲戚篱下，两个人是那个老宅里的边缘人。每当圣诞节来临，苏柯都要烤30个蛋糕，寄给或者送给在过去的一年给过他们帮助的人，从总统到家门口的邮递员，烤制蛋糕和邮费会花光他们这一年所积攒的零花钱。他们推着婴儿车，自己去山上捡核桃，剥出核桃仁放在蛋糕里，或者自己去森林深处砍圣诞树，然后用婴儿车运回来。在文章最后，巴迪和苏柯探讨生死问题，苏柯说，“我想主降临的时候，应该就像看见浸礼会的窗子一样，像阳光穿泻而过的那些彩色玻璃一样美丽。但是看到这些，”苏柯手一挥，把眼前的东西都包括进来，“他们总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看见了主。就我而言，我可以眼含着今天的情景离开世界。”

1943年，卡坡蒂凭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道门》获得欧·亨利奖。蓝登书屋的老板贝内特·瑟夫看好他，催他写个长篇，这就是他的处女作《另外的声音，另外的空间》。小说中的主人公乔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变性人，还有一个目中无人的女孩，以他在阿拉巴马的邻居后来成为女作家哈珀·李为原型，后来成了乔的红颜知己。让初出茅庐的卡坡蒂显出与众不同的勇气和仁慈的是，杰拉德·克拉克在卡坡蒂的传记中写道：“他的男主角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的同性恋倾向（亦是书名的隐喻）但是接受不是向命运屈服，而是走向最终的自由。‘我就是我，’乔对变性人说‘我和你是同类人’。所以，杜鲁门是带着欣喜和自己的身份和平相处。”小说引起争议的还有，封面所用的是那张著名的卡坡蒂凝视镜头的照片，照片挂在第五大道的书店显著的位置，摄影师听到过路过的妇人，对那个有着桀骜不驯眼神的漂亮男孩的好奇。24岁的卡坡蒂一夜成名，一个作家成为一个和电影明星一样的偶像，而他又是那么喜欢镁光灯（贝内特·瑟夫语），他害得20岁的安迪·沃霍单相思，给他写了很多“读者来信”，沃霍在信里夹上彩色羽毛，或者撒上闪粉，说是仙子的香粉。沃霍的第一个个展，其实是他根据照片的想象画的15幅卡坡蒂的炭笔肖像。

1958年，卡坡蒂发表了《蒂凡尼的早餐》，这时他已经在名利场中浸淫了10年。其中的女主角赫莉·戈莱特利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后来，奥黛丽·赫本所饰演的赫莉也成了她本人的银幕经典形象，但你看完小说发现，不能说赫本演活了赫莉。据说，卡坡蒂听说由奥黛丽·赫本出演赫莉非常不快，因为他觉得赫莉所具有的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和纯洁的放荡感，这位女星根本演不出来。1960年代初，卡坡蒂接受访问时，曾经说：“我有两段生涯，第一段是早熟期的生涯，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写出一系列作品，也有相当出色的。我的第二段生涯始于《蒂凡尼的早餐》，从那时起，我有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开始使用不同的文体，变的简朴，得到更好的统御，更加清晰。比以前写起来费劲地多，我还远为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远未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关于下一本书我将尽可能接近那个地方——至少从策略上。”

1968年：感恩节来客

在阿拉巴马乡下，巴迪总是被班里一个大龄男孩哈德森欺负。巴迪恨透他，但是他的朋友苏柯却并不与他同仇敌忾，甚至还邀请他来参加家里的感恩节的聚会。在聚会上，巴迪看到他偷苏柯的胸针，公开宣布他的盗窃行为，但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大人们的理解。苏柯对他说：“两个错误相加不等于正确，他拿胸针是做错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拿。他的行为恶劣，是因为他忍不住，所有哈德森家的孩子处境艰难。也许他没想这么拿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无法揣测，但是你故意让他难堪，故意的残忍是不可原谅的。”不知道卡坡蒂借大人和小孩的对话表达的观念，是否隐含了他当时的生活经验。

1966年，卡坡蒂通过《冷血》最终到达了他写作上想去的那个地方。1959年，卡坡蒂看到一篇新闻报道，然后他跟《纽约客》订了合约，历时6年，调查当年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起震惊全美的灭门血案。他根据与被害者的邻居及在监狱中等待死刑的两名凶犯所作长谈的记录材料，写成《冷血》，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的开先河之作，作品首先在《纽约客》上连载，引起轰动。1966年，《冷血》发行单行本后，立即成为当年美国第一畅销书，并在后来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电影《卡坡蒂》中，菲利普·西莫·霍夫曼用卡坡蒂特有的那种细尖的嗓音，南腔北调的发音在一个盛大的舞会开场时，朗诵《冷血》中的片段。这是1966年11月28日卡坡蒂在纽约的广场酒店举办的“黑白舞会”，所有参加者身上只准出现两个颜色黑与白。2005年，黛博拉·戴维斯写了一本书《世纪舞会》，这本将近300页的书只讲这场舞会，书名没有言过其实，当时所有参加者尚未意识到，那将是一场名留青史的世纪大party. 是因为直至今日，纽约的社交生活再也赶不上那般的天时、地利、人和。参加者不仅包括当时美国和欧洲的政界、社交界和文艺界的名流，皇室成员，也包括卡坡蒂从堪萨斯请来的那些对他的采访给予过莫大帮助的人，他的公寓的电梯工，在舞会上可能揽着哪个国家来的公主跳舞。当时如《纽约时报》等，都给予大幅版面的长篇累牍的报道（后来是媒体自己的规则改了，即便同样大场面也不会那么“慷慨”地报道了）。卡坡蒂通过制造一票难求的效果，由他决定给谁请柬，不给谁请柬，获得了他这一生最高的一次权力体现。

成名后的卡坡蒂跻身上流社会，穿梭于名流中间。“躁进是个心魔，就连卡波蒂本人也难以摆脱。好像坏就坏在他那部‘非虚拟小说’《冷血》给他带来了数百万的稿酬。”陆谷孙评价道，“书功成名就之后，卡君开始沉溺流俗，眩惑名位，酗酒吸毒，留恋荣贵，呼朋唤友，招来文坛、商界、娱乐圈中人。”卡坡蒂和肯尼迪夫人的妹妹打得火热。他还有个怪癖，坚称和一些和他并不熟悉的人比如葛丽泰·嘉宝关系亲密，又扬言一些人人都以为是直男的公众人物和他有暧昧关系。他和同龄作家戈尔·维达尔之间关系微妙。维达尔痛恨一切矫揉造作，生***制造争端，总和卡坡蒂过不去，但是我没有找到卡坡蒂议论维达尔的话。维达尔放话说，“卡坡蒂很努力，也很成功地跻身进的那个世界，正是我很努力，也很成功地拔脚出来的世界。维达尔是美国的“高干子弟”，家里的谱系上都是为美国建立游戏规则的人。同时他也是个双性恋者。所以他和卡坡蒂吵嘴的时候，不能像小威廉·巴克利骂他本人一样，仅仅在电视直播中说句“你这个玻璃。”完事儿。

1983年：一个圣诞节

巴迪去新奥尔良看他的爸爸，爸爸喜欢带着他跟女朋友们面前显摆，他趁机跟爸爸讹诈了一个大型飞机玩具。酒鬼父亲对他一身土气很看不惯，言之凿凿地告诉他，这个世界没有圣诞老人。回到阿拉巴马，来不及讲见闻，巴迪扑到苏柯怀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苏柯对他说，“世界上当然有圣诞老人，只是因为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需要做的事情，所有上帝把任务分给了我们大家。所以每个人都是圣诞老人。我是，你也是。”这也符合东方禅道中的人人都是佛的思想。苏柯教他看雪从星星上落下，想想最安静的事物。最后巴迪尊重了“主”的旨意，给爸爸寄去了明信片，告诉他，他爱他，这是爸爸一直期待听到的话。

在文中，卡坡蒂自白道：“我就是个地道的乡下男孩，相信耶稣，虔诚地祷告，相信有圣诞老人，在阿拉巴马的家里，除了去教堂的时候，我从来不穿鞋子，无论冬夏。”也许卡坡蒂一直怀着这样的心混迹名利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坡蒂是著名的54俱乐部的常客，这便意味着这个人的生活骄奢淫侈。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十多年，卡坡蒂没再写出过什么轰动的作品。他成了一个“文化混子”，常去电视台上节目，直到搞得人人审美疲劳。他说话口无遮拦，大爆名流好友的料，直到那些人都不再理他。他答应《滚石》杂志，跟随巡回演出的滚石乐队写一个长篇报道，但因为和米克·贾格尔交恶，而无法完成任务。也可能是嗑药和酒精摧毁了他的才华，或者用摧毁也不合适，只是作为作家，他不是威廉姆·巴勒斯写迷幻小说那路子的。还是已经是他的好友的安迪·沃霍给他救场，他后来以一篇对安迪·沃霍的专访补差。安迪·沃霍免费给卡坡蒂做了一幅丝网肖像画，通常他都要收对方6位数以上的美金，卡坡蒂给沃霍的报答是给后者办的《访谈》杂志写一年的访谈专栏。而他把这批访谈稿件做出了彩。以他娴熟的文学技巧，用文字画出访谈对象的肖像。后来结集出版，《变色龙的音乐》成为1980年的畅销书。

译者三问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文笔和小说的气质显得挺契合的。翻译之外，你还做写什么？

潘帕：我做过实验室助理，公司职员，并间断性失业。现在是个裁缝。翻译是曾经赋闲时虚掷光阴的自娱，比如《芒果街上的小屋》和《神谕之夜》，出版后也颇忐忑，因为文学翻译愈行愈知其不可为，所以也就愈节制，这几年只译了两本，一本就是《圣诞忆旧集》，另一本是伊恩·麦克尤恩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喜欢卡坡蒂什么呢？

潘帕：卡坡蒂在欧美是被赞为“文体家”的，说他文字好。诺曼·梅勒说他是最完美的作家，是一字一句上的完美。确实如此。在这本书里，他用字简白，甚至可以说有点稚拙，但经他走笔，既絮叨又轻快，让人放松时，却忽然间会涌上一种莫名的酸涩。这些酸涩节点和悠长瞬间让故事变得难忘。比如《感恩节来客》里把菊花比做咆哮的狮子，并作为收尾意象，十分奇崛。在这样关于乡村童妪事的平淡叙述中突然插入一个近乎玄奥的比喻，却显得极其妥帖，回味悠长，不与人同。这是他功力的表现吧。《一个圣诞节》里结尾那一段不打标点还有错字的明信片文字，首篇中如冷水一样泼溅的冬日晨光，如相伴之心一样远去的风筝，等等，都在此列。喜欢这个集子，一方面也许我到了回忆的年纪。回忆沉淀出生活的本质，反复回忆反复沉淀与日新月异的裂变仿佛生活的两极。

三联生活周刊：三个短篇读起来感觉亦像童话，亦很真实，以至像陆谷孙先生说“这三个短篇最大的功用，在于激活记忆。”读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潘帕：一个很真实的地方是，他选取了苏柯这样一个不起眼没文化的小老太太来表达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被流俗忽略和轻视的小人物，却有力量抗拒它和坚持自己。书中列数她 “几件真的做过和从没做过的事情”，还有那一句“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超越了狭义的基督徒修行范畴，与我们传统文化中“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君子之道可谓巧合，却又不是空谈。

一个乡村老妪的自在美德和沛然诗意，与哈代赋予村姑苔丝以真正的贵族性格一样，都是表面上看似不合理的笔墨，而现实底色却正是如此：治于人的劳力者往往有着更为洁净和尊贵的人格，因此既出人意料又偏巧可信，是作品在文字之外的深度。书中还有一处写父子之情，久别的父亲发现七岁的儿子竟然还在“无知地”相信圣诞老人，痛感失职，喝得酩酊大醉，但他不知道，这个他以为缺少调教过分幼稚的儿子却是一个天才，十岁便开始写作，十九岁获得欧·亨利奖；而他口中的尖酸老处女却正是他儿子最好的朋友和老师。父亲的担忧与现实的反差令人唏嘘。也是一个达到“偏巧可信”的深度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