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背景在四十年代上海却没有太多小布尔乔亚的小说是不常见的。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上海的叙述话语被一种特定的倾向把持着,犹如穆时英、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一直到王安忆和安妮宝贝,续上了海派的脉络。
很欣喜的是,在严歌苓的笔下,我看见了另外一种老上海,阴暗,种族壁垒森严,敌占区的冷寂,各色人等,与以往的作品中的老上海迥然相异。小说采取的视角是一个美国唐人街长大,在三十年代回到上海的华裔女子,而与这个女子发生关系的两个犹太男人,一个为避纳粹屠杀,由奥地利逃往上海,另一个是从旧金山去上海淘金的美籍犹太人。由于三个人身份的游移性和不稳固性,在四十年代的上海,这个由各种身份的人群组成的背景当中,其戏剧性是显然的。仅仅从他们的身份上看,我们就可以做出焦虑、紧张、禁锢等解读。这个独特的关注点,让整个小说焕然一新。
必须说的一点是,也许小说本身的需要,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在小说中夹杂太多的政治叙述。小说中屡屡直白地说出种族等级,在上海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上海人——外地人这样的地位顺序,在美国是英裔——爱尔兰裔(小说中称之为“白色的黑人”)——犹太人——有色人种的地位顺序。主人公的身份,恰恰在这个这个顺序等级中不断地跳跃。例如女主人公MAY,在美国无疑是受到歧视的种族,但在上海,由于拥有美国护照,反而可以挤入上流社会。身分跳跃在小说中处处存在,医科毕业的犹太人彼得的父亲是银行家,所以在奥地利无疑是非常有钱的家庭。但是到了上海,他们落入了难民的境地,不得不顶着被歧视的眼光自谋生路。与英美白人在太平洋战争前颇受优待不同,太平洋战争后,他们被集体关进监狱,身分落差极大。来自柏林的美籍犹太人杰克布在太平洋战争前,他的美国护照 可以算护身符,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需要操德语才能保证安全。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政治的嗜好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周代的诗教乐教传统。孔子每每提及文学艺术对教育的重要性,故此谓韶乐尽善尽美,“放郑声,远佞人”。再往下,儒者提出的“文以载道”、“文以贯道”,都可以归于此一脉络。一直到现代,无论是鲁迅的弃医从笔,还是左翼文学艺术,如阮玲玉的电影,等等,都以表达政治理想以为深刻。建国后对西方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力推崇也是基于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于,连那些本身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也必须冠以政治目的,似乎非此不足以彰其显。如《水浒传》,被李卓吾定为《忠义水浒传》,《西游记》被全真教当作是宣扬道教教义的作品。皆为此例。所以,直到现在文学承担的政治功用都是作为文学价值体现的一个重要指标被重视的。这一观点对华人作家,尤其是大陆的作家影响深远。反而文章的本义(文即纹,章也是花纹,指雕缛)不怎么被人重视,这无疑是可惜的。
我不知道作者的本意,但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揣测,《寄居者》中如此多的出现直白的人种地位描述,除了因为身份焦虑之外,也跟中国传统的政治嗜好有关。我以为,过多的政治叙述会降低小说的可感性。降低阅读的***。
另外,有些遗憾的是,虽然在关注角度、主人公身份很新鲜(尽管可以从王安忆的《新加坡人》中找到一点脉络,但是这个关系很浅,而且《寄居者》的身份焦虑远比《新加坡人》强),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却并不怎么新鲜。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有教养,堪称完美的男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然而完美只是一个神话,当这个男人完美的形象禁不住生活的考验,完美的外衣破碎之后,她却发现另一个原本被她讨厌的男人有她最心动的闪光点。这个人物模式我们在《飘》当中就已经领略过其魅力,而后被许多作品采用,通俗如《流星花园》亦然。这个人物关系模式的经久不衰证明了其生命力,但是,《寄居者》没能在这一方面突破,是略有些遗憾的。
文/咸斋(系转载,作者为咸斋)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10:24:42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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