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我们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读《与劳拉•迪亚斯共度

去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淡化了小说的过于炫目，以至于显得做作的技巧以后，明显的，《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比作者富恩斯特早年的成名之作来得要好，包括《最明净的地区》和《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共党、纳粹、回忆、或许还有点爱情和女权主义的小说。阅读中一再感到了某种熟悉，似曾相识，急于把自己了解到的写下。可最终，阅读完成了，我坐在这里用纸和笔（这笔真讨厌，不出水！），结果却又失去了急于表达的词句，也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但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写下的真的是真实的吗？关于我们的国家，辛亥、中共、被利用的抗战、终于有一方失败的内战、土改、反右、文革，还有过了二十年还让一个执政党讳莫如深的，让***炫耀高尚的六月。“我们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这一句开始，《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就展开了对墨西哥，对二十世纪的历史的描写。

写历史，某种程度上容易显得幼稚。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的只是之前发生的一切，我们也只能凭借我们有限的所知杜撰一份合乎逻辑和偏见的真理，我们只能把所知的一切套上一个可以接受的原因。于是，很多年以后，当编年史的作者把我们的时代归结为某些逻辑的必然，然后高傲的在讲堂上讲述我们的历史，包含着幼稚、可笑，这本身又将被他们的后世所归结。寻求真相，本来就没有实在的绝对的真相，那我们在寻求什么？历史总是使那些自认为站在了真实的顶峰的显得可笑，而历史本身就是寻求史，不寻求，不下断言，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无迹，成为连附注都不是的东西。存在，人类最高尚又最可笑的情节，也因为我们的基因成了必然。否则，我为何在此写一篇荒诞的阅读笔记，富恩斯特也不必写一部荒诞的《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于是，问题就成为了我们应该怎样写一个本来并存在的真相。

富恩斯特喜欢的作家有两个，巴尔扎克和比托尔。说实话，如果放在今天，巴尔扎克是二流作家（当然这种假设不成立）。巴尔扎克喜欢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站在历史的高处给他笔下的人物下断言，把塑造典型作为他写作的目的；把他的人生观，他的逻辑必然，他的阐释世界的原因强加在那些典型身上；把人符号化，以满足他要编写的逻辑无误的数学公式；自然，他也说出了一部分历史，并不完整的真相。比托尔则是文体学家，他倒是不谈真相，少下断言，但我不知道他除了炫耀小说技巧，还告诉了世人什么（当然，谁都无法向世人告诉什么，但总该有话可说，就象我提笔写这篇笔记时心中一片空白，还是这么写了下去。）。

在我的阅读感受里，富恩斯特早先两部作品《最明净的地区》和《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把巴尔扎克和比托尔的缺点都学过去了。明显地卖弄技巧和以青年人急切的心给世界下断言（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他既想描绘历史，又想描绘真相，尽管他对真相也是如此地没有信心，不喜欢史学家笔下大写的历史。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的作者比往昔更成熟了，返璞归真，回忆中的历史也淡化了简单的批判成分，反思也变得不那么刻薄，政治信条也变得不那么巩固。原来令人炫目的技巧无处不在，但和叙事用为一体，不再喧宾夺主；原来人们信仰的断言也不再可靠，变成了某些人物的一面之辞，虽然富恩斯特仍有介入叙事的欲望，但更多时候克制住了。作品变得易读，并被赋予了马尔克斯作品中特有的恍然隔世之感，又在哲学思辨上明显地超过了马尔克斯。四个圣地亚哥，与《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的劳拉相会的劳拉，又总是出现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名得以向这位先师表以敬意。让一部小说和无数的小说连接在一起共同完成历史，和巴尔扎克一起完成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略萨一起完成拉丁美洲的历史，在这里一场场革命、运动、反革命和时间，欧陆革命、马克思、墨西哥革命、西班牙内战、工会、学生运动、麦卡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们时而像同一个问题，时而什么都不是。“她是为了其他人而活的，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走完没有结束的人生”。我们周而复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