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世纪《袁伟时先生印象》

06年1月24日，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直接原因是1月11日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

听说之后，顿时有亲历历史的感觉，因为就在一个月前，05年12月底，我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就见到了袁伟时先生——七十多岁的老人，个子不高，一副眼镜，慈眉善目，走路很慢，但脚步很稳。

12月27日午饭前，大家尚未入席，坐着闲聊，袁先生正坐在身边，我问袁先生是否和唐昊很熟，他说是，然后问唐昊是否我朋友？我回答道04年夏天在江苏宝应，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的讲座很精彩，觉得他非常优秀；另外曾经在网上见到袁先生与唐昊有过关于《走向共和》连续剧的对话，所以有这一问。

我又问起，中山大学有位艾晓明教授，极有社会关怀与责任意识……袁先生微微点头，说她是中文系的。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想想机会难得，最好能请袁先生签个名，但是身边没有带他的著作，只有一个笔记本，贸然要求，颇显唐突。沉吟再三，觉得不能错过，终于提出：“袁老师，能不能请你签名留个纪念？”他一口答应。于是立即递上本子和笔，他接了过去，却并不动笔。正等待间，众人招呼着要入座了，袁先生坐在远处的那一桌，本以为他会很快地签好名，未料他竟携着本子和笔，走过去了。

很是忐忑，因为打扰了袁先生用餐，但只一会儿，袁先生特地走过来，把本子还给我。我站起来连声道谢，打开一看，上面这样写着：

“传承文化，学会思想，启发思维！

袁伟时

2005年12月27日于深圳”

恍然明白，袁先生之所以迟迟不动笔，还将纸笔带去，是在仔细斟酌所写的内容，并不想简单签个名了事。“传承文化，学会思想，启发思维”，这正是对中国新一代公民的最好要求。

第二天上午，是袁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改革历史教学”。讲座之前，他先发了一份讲义，装订得很整齐，正是那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总共十页，在引文脚注后面的空白处，有补上去的一行手书，笔力苍劲：“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

袁先生慢慢走上讲坛，从19世纪***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谈起，探讨两百多年来，中国为什么没有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更上溯到17世纪，分析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对中国未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影响。袁先生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不仅要宣扬其长处，也要分析它的缺陷，认识其负面影响。爱国主义并不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应该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内涵，使今天的人们更好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历史教学中，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反对民粹主义……

袁先生在台上缓缓宣讲着历史常识，声音不大，语速也很慢，但是扎根于深厚学养中的济世情怀，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台下非常安静。一个古稀老人，以他微薄的力量，救正人们自小被灌输的颠倒的历史观，令人感怀而且惭愧。

因为急着赶飞机，未能听完袁先生的讲座，甚是遗憾。飞机上，细细读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觉得观点清晰，论据充足，眼光深远。文章主要陈述了“第二次***战争”与“义和团事件”的基本史实，指出人教版编的《中国历史》初中第三册的历史论述，有不少是被扭曲与掩盖的。

袁先生对照了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因为“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所以忍不住问一声：“香港的教科书不难找到，按常理大陆的编者应该看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袁先生继续谈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屡屡被我们批评的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在日本选用的学校只有0.039％。而在中国，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

在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里，有三句话显得特别沉重，也正凸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

“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作为群体的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05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有对袁先生的专访，引一段夫子自道：“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心热眼明，俯览纷繁世事。不怕鬼，不信神，遇事寻根究底，说话有根有据。这就是一个平凡人深知自己所知不多，却流露自信微笑的奥秘！”一个谦卑而自信，深厚而可爱的长者，令人尊敬。

听说《冰•点》将在三月一日复刊，但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免职，改到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任职。而复刊的《冰•点》第一期，将发表一篇反驳袁伟时的文章。（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2/17/ZM-525706.htm）我想，在事实面前，再是大鸣大放，叫嚣得震天响，也只是苍白、虚弱、乏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