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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要义读《国史要义》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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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6 10: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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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柳翼谋的这本书是一件很费脑细胞的活。这位先生的博学并不能令我对他产生太多好感。全书充斥着守旧和固步自封的论调。这种的逻辑大概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相合之处反应了中国传统的合理性;如果不相合,也未必不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当然,传统中所有美好的因素都来自历史学。

在那段时期里我不喜欢学衡派,正如现在不喜欢乌有之乡一样。不过,应该说,把议论的部分略去不提,这本书在介绍知识方面确实很有水平。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书。全书分为十章:

一、史原。

介绍史学的起源。

史学源于部落时代,因记事需要应运而生。史官拥有较大的行政权,这是中国传统制度的一个特点。史官的职责是通过记录历史,达到维护礼制的目的。因此,史官重视在记事中根据礼教的价值趋向进行褒贬。表达褒贬的方式不少,可以使用不同的名词,也可以通过因果逻辑进行暗示(暗示如《史记》“烹弘羊,天乃雨”的“乃”字,《三国志》“彧饮药而卒,明年操遂称魏公云”的“遂”字)。归根到底,史官必须掌握微妙的遣词造句技术。

把民族凝聚为一个群体的方法有很多,国外民族或者以武功,或者以宗教,或者以法律,或者以经济,等等,唯独我国通过使用名分来凝聚人民。

二、史权

介绍史官的制度演变。

东周时期模范史官如南史氏、董狐等,之所以能不畏威胁,秉笔直书,不完全是由于个人气节,还由于他们拥有基于史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古代史官可以批评天子、监察官员。如果失职就要受死。因此,对于一个被当权者威胁的史官而言,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是死路。与其妥协而失去声名,还不如履行职责。

作者认为这一制度比三权分立更优良:“他族之言权者,每出于对待而相争;吾国之赋权者,乃出于尚德而互助。”在性善论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史官制度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在不了解三权分立原理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论断,恐怕只能自娱自乐而已。

三、史统

介绍对朝代正统性的界定及其意义。

正统性的界定方法,大概分为两派。一为技术主义,按照某一种原则判断特定朝代是否正统。然而,不同阵营或不同时期的史官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常被考虑的因素有合法性(如新朝代的开创者是旧朝代皇室的亲戚,因讨伐叛军而即位)、疆域、种族和道义。作者认为从“天下为公”的角度出发,不应该把合法性纳入考虑范围。二为现实主义,不对政权作正统性的定性,而是尊重其历史上的名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作褒贬。“篡而得者谓之篡,盗而得者谓之盗,而皆不绝其为君,而卒亦不予之为正。”

正统论的意义在于使民族在变乱中能存续血脉,拨乱反正。“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

四、史联

介绍史书章节之间、史书之间在内容方面的连通。

所谓内容连通,如甲传中不写某事,而注明事见乙传。这是一种布局技法。既能使特定的章节中心突出,契合整体风格,又不必删减事实,冲淡主要内容。这样做还有一个功能,即在某些人物传记中,把对传主不利的事件移出,载在别人的传记里,以满足“为贤者讳”的要求。

五、史德

介绍合格史官的道德标准。

史官最重要的是道德。道德败坏的人写出的作品缺乏教化功用。因此,在平时就应努力修德,而不应在写史书时才匆忙积累人品。

从道德出发:(1)对待无法证实的事件,应该“疑以传疑”。(2)不能伪造史料,虚构事实。尽管如此,由于时代和眼光的局限,史书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史实的还原需要经过不同时代史学家的努力。(3)撰写史书时,应该对史料进行谨慎考订。

柳先生自豪地认为,中国人在唐宋时期就已经知道写历史不要太夸张,西方人最近才觉悟到这一点。他顺带批判了过度疑古和盲目崇洋的思潮。盲目崇古的人批判盲目崇洋的人,这一行动本身就有点可笑。

六、史识

介绍史书写作的一些技术要求。

书写一项事件,一定要有其目的(“未有无故而书”)。如果事件没有关系到全局性的发展,就不记载它——“非天下之所以存亡故不著”;“浅事不志、恒事不志”;“常事不书、修旧不书”。与这一原则相近,欧阳修云:“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可见古代史书所展示的是经过层层修剪过的事件,是过去的扭曲而非真实,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常态。如果不了解这些史书编撰惯例,书上的信息将易于误导读者。

作者顺便鄙视了一下读史者的八卦心理:“读史不窥此秘,惟务辑逸钩沉,则正刘氏所谓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及吐果弃核,捃拾登荐之类耳。”

七、史义

介绍如何从史书中读出道德教化,或者如何把道德标准贯穿于写作之中。

所谓道德是广义的提法,包括个人层面的修养,还有国家层面的制度风格。作者认为古代的某些思想体现了民主的精义,以及史书中的道德理想可以适用于世界。作者很赞赏黄梨洲的观点,但他并未在黄梨洲的基础上迈出半步。

八、史例

介绍史书编纂的凡例。

对第六章一些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发。生活在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发达的时代里,对于规则繁杂的官修史书,我颇有戒备之心。

九、史术

讲史书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指导意义小到为人处世(如诸葛亮以晋国之事开悟刘琦),大到经略国家(如崔浩根据《汉志》主张占领凉州)以及朝代兴亡。读史的方法:(1)先不看历史演变的结果,根据书中对过程的记述,先推想结果,再看正确答案。这样可以锻炼自己对世事人情的判断力。(2)用长镜头观察历史,做到“知类通达”。

然而,根据前面几章的介绍,史官希望读者看到正确的信息而非客观的信息。不知有多少事实因为不符合史例而被删除或节略,又有多少事实因能满足道德教化的需要而被人为地放大。就像今人不敢凭借新闻联播了解国家政要的辛劳、人民群众的幸福以及外国局势的动荡一样,柳先生指望人们通过阅读史书了解修齐治平的道理,似乎有些无稽。

十、史化

介绍史学的教化功用。看了这一章,当能对鲁迅的一句话有更深的同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读完这本书后最直接的想法也是如此。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著作竟能让我看得对传统史学产生恶感,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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