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灭亡之上的信仰挣扎：一个青年的爱与死》

1927年，对于萨珂和樊塞蒂两位意大利移民来说，是他们被诬犯下抢劫谋杀罪后在美国的监狱里度过的第七个年头。此前，这两个无***主义的热诚信徒曾因为准备参与和组织左翼工人斗争运动而让当局大伤脑筋。七年中八次上诉均遭驳斥后，这年的4月9日，波士顿高等法院做出最后宣判：他们将在“7月10日星期日开始的一周内坐上电椅执行死刑”。六月一个阴雨的早晨，身在巴黎的中国青年李尧棠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邮件：一包书和一封信。这是身陷死囚牢中的樊塞蒂写给他的回信。信中感谢了青年给予冤案的声援，并且鼓励他“不要灰心，要高兴”，要增加勇气来应付生活的斗争。李尧棠反复阅读，感动不已。随之喷涌的还有创作的激情。他为正在写作中的小说《灭亡》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这样的一瞬间在那般甘愿牺牲一切为人民谋幸福的青年，便是唯一的幸福的时候了。虽然这一瞬间就是贫困、监禁、死亡底开端，但他们却能以安静的笑容来接受。因为他们深切地明白从这时候起，他们便是做了人，而且尽了人底责任了。”

此时，距离李尧棠读到樊塞蒂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的生活》已经三年余了。正是从这一年，年纪轻轻却又孤独苦恼的无***主义信仰者转而开始以“巴金”的笔名在文学路上声名鹊起。这桩著名冤案对于巴金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在序中反复提及自己的那位“先生”（即樊塞蒂），称是“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巴金离开祖国赴法留学之时，正是北伐革命军将军阀孙传芳的军队驱逐至长江以北之际。国共合作名存实亡，各地连年战争，流氓土匪横行。“整个国家罩满了乌云，广大人民流不完的血泪、诉不尽的痛苦！” 小说主人公杜大心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蒙，是一个已经觉醒的革命者。真诚地要求革命并坚信新世界的必然到来。但却不知如何去争取。他痛恨黑暗的现实，又痛感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自己过于微弱孤单，因此悲观地认为自己将在光明到来之前必然灭亡。他苦闷、抑郁、悲哀，当战友张为群被杀害之后，他终于下定了走向“灭亡”的决心。射向戒严司令的子弹是复仇，射向自己的那颗则是成全——杜大心认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使自己得到良心上永久的安慰，才能了结肺病以及弃之不能的爱情所带给他的一切苦痛。

杜大心不止一次地流露对环境和人类的憎恶。他诅咒人生，“如果你们责备我诅咒人生，那么在我看来，人生是可诅咒的”；他反抗社会和个人命运，“他决定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的壮烈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对于他，命运愈悲惨愈好”；他甚至不相信爱，“至少在这个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他的精神世界完全被黑暗所包围，这种觉醒后的彻底绝望，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被表达成：“这种革命狂热，类似无***主义，或有些地方剽窃无***主义”；“这种革命狂热之动摇不定，华而不实，以及迅速转为驯服、消沉和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某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种本性，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巴金的成名作，《灭亡》在诞生之初被评论界誉为“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成为广受读者追捧的畅销书。但与巴金日后的作品相比，它又被普遍认为算不上一部上乘之作。它的多舛之命运，如今想来，引人思考：从1929年出版单行本算起，到1951年7月，共印行28版（次）。而在随后的55年里，再没有出过单行本。最狂热的十年，《灭亡》甚至因为“无***主义的狂热”，几乎遭到全面否定的厄运。连巴金自己编选的十卷本《巴金选集》，竟也没有将它收入。晚年很少提及，似乎也有回避的嫌疑。远离祖国，时年才24岁的青年巴金究竟想要靠杜大心来表达什么？怎样理解序中“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呢？

与其纠缠在作家当时的思想状态中，进而比附杜大心，一定要得出一个“无***主义”的结论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灭亡》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真诚地反映了对于“信仰”的追问——这几乎成为巴金小说的一种核心价值。“信仰”是一个人内心最崇高的、并愿意为之不懈奋斗的东西。它不仅是一个“彼岸”，还是一条通向彼岸的路。杜大心的悲剧性在于他虽然能看到彼岸，但却脚下无路。或者说，当他以为，一种理想非得以与世界的隔绝来实现时，他便陷入了青年人常常会遭遇的“极端”。灭亡作为手段，成为信仰挣扎下的结果。

但我们的作家是有爱的。他在叙述这一切时也在经历自我的挣扎。他爱他的大哥，却要与他告别；他爱他不曾谋面的先生樊塞蒂，却不能接受先生一味的宽恕。面对消灭矛盾最直接的办法——死亡，他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作家自己实践着的，正是李冷兄妹所选择的道路——拒绝家庭赋予的幸福和安乐，投身积极的创作以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诚如巴金自己对于《灭亡》的评价：“《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书，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正是这种诚实的挣扎和激情的表达，铸就了《灭亡》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回望一个日后被尊为真正有良心的作家的成长之路，这种挣扎毋宁说是一种宝贵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