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九十年代《2008年，斯蒂格利茨本书的每一个观点都被验证了》

斯蒂格利茨写过很多经济学著作。他的书，有本事将复杂的问题拆解得极通透，文字偏又狠辣锋利。但凭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履历，即使特立独行恃才傲物放狠话，也理所应当了。

《喧嚣的90年代》2002年出版，此书只是一部小作品。虽然小巧，但内容丰富。斯蒂格利茨的经济政策理念，在这册书中，可以清晰看见。本书回顾了美国经济在90年代经历的大起大落，从中应当汲取的教训，在今日美国经济危机之下，更有特别有益的意义。

在克林顿主政的90年代，当时名声大噪的斯蒂格利茨离开学界，前往华盛顿，担任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者，这段从政经历，给了他难得的机会，观察到美国官商两界的最高层运作。这本书中，颇有些华府轶事，以及月旦人物。比如1996年12月，作者在一次华盛顿的会议上，听到格林斯潘的一次演讲。那一天，格林斯潘以他特有的含糊不清的讲话风格评论日本的房地产暴跌现象，创造出了一个经典词汇“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会后，斯蒂格利茨找到格林斯潘，他知道，格林斯潘必定是在隔山打牛，言指日本，意在美国的市场泡沫。

奇怪的是，格林斯潘在96年用非理性繁荣这样的词语暗示了市场泡沫（那时S&P指数只有700点），但是美联储一直未有加息或者提高margin的作为，放任市场自由，一直到2000年S&P涨到1500点，诞生了一个更大的泡沫。泡沫越大，破裂的成本越高。格林斯潘的“无为而治”，并不能让他成为所谓的圣徒。

格林斯潘身上，反映出9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在华盛顿的盛行。美联储，以及其他的监管机构，相信自由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那只“无形的手”是分配资源和创造增长的最优方法。这种理念的历史溯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种理念的现实背景，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而造成经济学界主流鼓吹“自由市场制度的胜利”。

斯蒂格利茨以他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因此获得诺奖），极力反对自由市场学说。他说，因为信息的不完善和不对称，一个不受约束的所谓自由市场，绝非一个有效的经济引擎。90年代，因为***过度的放松管制，而造成的种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现象，验证了斯蒂格利茨的观念。

在《The Roaring 90s》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写到，正因为对无形之手的迷信，我们看到了美国市场的失控，放松监管导致了利益集团的冒险、会计欺诈、当泡沫破裂必定有安然这样的丑闻付出水面。斯蒂格利茨不无讥讽的说，当华尔街投行的分析员们为着个人利益而向资本市场提供虚假信息之时，他们甚至可以不必有道德上的负罪感。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说的，you advance the common good by making money for yourself!

资本主义周期性、信息的不完全、以及非自愿失业的大量存在，这些让斯蒂格利茨相信，***需要干预私营经济和加强监管。在自由市场派的“小***”和社会主义的“大***”之间，是斯蒂格利茨的“第三种道路”，这条经济路线其实就是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

而斯蒂格利茨对于社会公平的怒吼，则是最令我尊敬他的地方，这代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在他的书中，在他的很多评论和演讲中，斯蒂格利茨无数次抨击美国经济政策背后所隐伏的社会不公。

一个典型例子是布什上台之后的减税，先是资本利得税，然后是遗产税，受益的都是美国人口不到5%的富人。穷人既没有股票，更没有遗产。减税的代价，是布什一年之内就耗光了克林顿***积累的全部财政盈余。

布什减税的内在逻辑，是所谓“利益均沾“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意指通过向富裕阶层倾斜的政策可以恢复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大部分人群分享经济红利。--- 结果呢，减税并没有给布什带来预期的经济恢复的局面，而少数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巧取豪夺却是现成的事实。斯蒂格利茨这老头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利益均沾！

中国发展到今天，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城市繁荣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已经到了考验我们的社会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斯蒂格利茨对社会公平的呼喊，何异于一声声的警世钟。

1997年，斯蒂格利茨离开白宫，到世界银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The Roaring 90s》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便与他这段经历有关。世行有众多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如果你要观察全球化和新兴市场，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平台。

在世行的三年间，斯蒂格利茨不改其狂人本色。这次他的矛头直指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IMF的后台老板—美国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和IMF对发展中国家抛出的很多市场原则，斯蒂格利茨干脆直斥其为伪善，因为那些政策，其实发达国家自己是不去做的。因为词锋太盛，得罪了IMF，斯蒂格利茨终于在2000年离开世行。--- 离开华盛顿，未始不件好事，对一个正直学者而言。

斯蒂格利茨注意到，IMF和美国财政部所鼓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要求那些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模式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监管自由化，是一种基于market fundamentalism的错误的理念。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危机已经显示，IMF推销的美国经验并不管用。学习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穷国，不仅失去了增长资本，即便当增长出现时，经济利益也被权势阶层取走了。

于是，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写到：阿根廷是最听话的IMF的小学生（他用了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词是“poster child”），结果恰恰是市场失灵，损失最惨的一个。而中国是最不服IMF管的，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是最成功的一个新兴大国。

现在，IMF哭着喊着要中国从2万亿外汇储备中借钱给他，好让IMF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你猜结果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