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奥威尔的学生时代》

凭着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及享有盛誉的随笔写作，乔治·奥威尔（1903—1950）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英国作家。在同期的英国作家群中，奥威尔未上过大学，在这点上可以说是个异数，他的最高学历是毕业于伊顿中学。本文拟侧重介绍奥威尔的求学经历，希望对读者阅读了解奥威尔其人其作品有所帮助。

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1933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巴黎伦敦落魂记》时，采用了为我们熟知的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他1903年6月25日出生于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当时他的父亲作为一位殖民地低级文官，已在那里服务了将近18年。一岁时，奥威尔随母亲和姐姐回到了英国。此后奥威尔的父亲到1907年才回到英国休了一次假，而直到1912年才回到英国开始过上退休生活，即使在团聚后，父子间的感情也并不亲密。可以说，奥威尔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度过的，而根据奥威尔后来的谈话以及他人所述，他享受到的母爱也是有限的。

不堪回首的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

奥威尔先是上过家乡亨里村的修女所办的学校，类似上于学前班。他在学习上应该表现得不错，所以于1911年进入了位于苏塞克斯郡东伯恩的私立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开始过起了寄宿生活。所谓预备学校（preparation school），是学生为升学作准备而进的学校，在英国指为进入公学或其他中学作准备的私立小学，以收费高及较为贵族化为特征。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真实办校宗旨不过是赚钱而已，奥威尔就读当时，90名学生中包括一位暹罗王子、一位南非百万富翁之子还有几个英国贵族之后，其他学生大多是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这里的学费昂贵，一年180英镑，差不多是一个小职员或者熟练工人两年的工资，以奥威尔的家庭，按道理是无力供他进入这所学校的，但是他获得了减免一半学费的优惠，皆因这所学校确实需要几个优等生通过考上著名公学的奖学金来装点门面，奥威尔就属于这种被寄予厚望而“特招”的学生之一。学校的当家人威尔克斯夫妇以恩人自居，经常提醒这些学生要知恩图报，不要浪费他们的“苦心”。这些“聪明”学生有望为学校带来荣誉，但是由于家境一般，学生中主要吃苦头的还是他们。他们的脑袋成了金矿，校方的“投资”必须从他们那里挤出回报，这就是奥威尔理解的他与校长之间的“经济关系”，他须臾不忘他只是勉强待在那里，必须通过取得好成绩并得奖，来证明他有资格在那里上学。

奥威尔1911年至1916年在这所学校上学，这段时间可能是他一生中首个过得极不愉快的阶段，以至于在离校30年后，他还写了一篇名为《如此欢乐童年》的长篇随笔，由于涉及到当时仍在世的校长夫妇，只是在他死后的1952年才在美国《党人评论》杂志上发表。这个讽刺味十足的标题来自于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诗，他反其意而用之。在文中，他以愤怒的笔触记述了自己被迫度过的这段痛苦时光，攻击了当时压迫他的整个阶级及教育体系，非如此，他就不能摆脱关于那几年的梦魇记忆。虽然他也客观地承认，在圣塞浦里安的那几年并非完全过得不快乐，但那十分有限的快乐并不能弥补他受到的屈辱。在这里，他一方面要面对校方对他精神上的压迫（道德讹诈，羞辱）和体罚（他因为入学后不久开始尿床，被校长用鞭子抽打）以及被虐待（食不果腹），同时因为其家境平平，还要面对富有同学的嘲讽。他曾感慨道：“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此外，他也不能从家庭中得到多少感情补偿。这一切的结果，是他对自己评价极低：“我穷，我身体弱，我丑陋，我没人缘，我久咳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强烈的失败感也由此产生。这些感觉伴随了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学校的几年生活，可能唯一的安慰，就是在那种高压环境下，奥威尔的确在学业上达到了学校以及自己家庭的要求。1916年春，未满13岁的奥威尔顺利通过了伊顿公学的奖学金考试，因为伊顿公学当时没有学位，1916年冬，他先在威灵顿公学借读了一个冬季学期，1917年5月正式进入伊顿公学。

在伊顿公学得到“解放”

伊顿公学由亨利六世与1440年创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一直是英国的公学中最有名、最有气派的一所，其毕业生在英国的统治体系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通过激烈的入学竞争考入这所学校的，都可以称为精英学生，奥威尔甚至属于更为少数的精英，是70名“公费生”（又称“国王奖学金”生）之一。如果奥威尔愿意，他完全可以走一条传统的道路，即在上完伊顿公学后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然后在英国的上流阶层中占据一个稳固的位置。但奥威尔入学伊始，就有了自己的独特想法。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在他眼里，进入公学“会享有更多隐私权，有更多被忽视，更多懒惰、自我放纵和退步的机会”。他决心对在预备学校的生活来一番反动，决心“松驰下来，不再死命读书”。后来他宣称：“十三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功课我是能避免则避免，几乎一点也没多做”。在这里，和在塞浦西安学校相比，他相对要开心一些。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广泛阅读，结交了一批能相互砥砺的好友（例如作家西里尔·康诺利），并跟几位出色的教师有了师生情分，其中包括后来写出《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自己的《一九八四》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奥尔德斯·赫胥黎。

学业上的松懈导致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时的成绩位于中下游，但由于教师的督促，他的学习才没有完全落到后面。关于这段岁月，他曾说过：“我在那里没有用功，学到的东西很少，我觉得伊顿对我的人生没有产生多少塑造性影响。”不过到1948年时，他著文承认伊顿有“一种宽容和文明的氛围，给每个男生一个发展自己个性的好机会”。与人交谈时，他也说过他在伊顿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奥威尔1921年冬天从伊顿公学毕业时，为自己的前途做了决定，就是不再继续深造，而是踏入社会，在和父母进行一番争执后，他们无奈接受了他的决定。奥威尔考入印度皇家警察，去英国的东方殖民地缅甸当了名警察。

对于奥威尔选择的这条道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因是奥威尔的成绩无望获得上大学的奖学金，所以知难而退。对这个看法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奥威尔一位老师1969年写给研究奥威尔的美国学者、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的一封信，信中称奥威尔完全没有希望获得奖学金。这封信在1975年发表后经常被当作权威资料引用。但迈耶斯在写作《奥威尔传》（2000年出版）时，通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未必如此。首先写封信的这位老师可能对奥威尔抱有成见，其次奥威尔的同学、朋友或同时代人都称如果奥威尔愿意，他完全可以上牛津或剑桥（毕竟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也不用家里负担多少。

如此看来，奥威尔在19岁那年，事实上是他主动放弃了进入大学这样的避风港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选择踏足社会，满怀憧憬去东方开始当一名殖民地警察。当然，这个希望不久就破灭了，1927年他回英国度假后辞去了这份为他厌恶的工作，开始逐步走上作家之路。

观察奥威尔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两校的求学期无疑对他的思想及写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前一所学校里所受屈辱在伤害他的同时，也种下了反抗和批判精神的种子。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中分析写作动机时，将纯粹的个人主义列到第一位，他又进一步解释是“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死后被记着、报复那些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他在圣浦里安学校的痛苦生活。成功获得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让奥威尔喘了一口气，使他得以调整自己，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多少也获得了精英教育。后来的奥威尔积极投身于社会，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经验，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了材料。他也似乎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即在伊顿公学毕业后便走上就业之路，也许他当初及后来都觉得，他的选择没错，那十年的学校教育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