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摘抄_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

《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

[美]威廉•J•米切尔 著

刘小虎 等译

赵冰 校

马可尼的操作人员曾经是一部巍然屹立的机器的附属物，今天我握在手中的这个东西却变成了我运动的身体的一个解放性的延伸。

于是，逐渐地，延伸着的网络的连线，而不是那些盒子，消耗了空间和金钱。

就像最终显现的那样，电子商务并不是用服务器和远程通信取代砖块和灰泥，而是把数字网络和物理供应链更复杂的整合。

换句话说，如果你利用高速的计算机来压缩进程，你可以消除同时发生以及顺序发生的区别。只有这样“虚拟现实”才成为可能。

网络所产生的不连续性是为了追求效率、安全和保密。工程师希望限制接入点的数目，来提供点对点的快速不间断传输。所以你可以在一条溪流流经的任何地方喝水，但是你只能在水龙头那里获得自来水。在一条泥土路上散步时，你可以随意停下，但是乘坐火车就只能使用火车站，使用高速公路就必须经由入口和出口匝道，使用航空网络时就只能通过飞机场了——对于这些点之间的地方你所知甚少。爬楼梯的时候，你可以体验建筑物楼层之间的过渡空间，但当你使用电梯的时候，在电梯门的开关之间就只能体验到建筑过渡状态了。

曾经，城市具有不透明的自然特性；建筑师通过设计门窗的开口、纵向照明、开放式房间和公共空间来获取有限的透明性。今天，默认的状况就是电子化透明，你需要努力地制造有限的私人区域。

在许多情况下，形式由反馈决定。当前的控制理论的共识是，蜂群、鱼群和鸟群是由小范围的反馈循环圈结合在一起的。黏液菌细胞根据信息素的变化而聚集，并应对生存环境中的整体变化，其反馈尺度更小了。这样的积聚是自发的；它们不需要领导者。它们的空间黏合性以及复杂的适应行为出自一种简单介质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观察邻居的动作，并对自己的动作进行相应的调整。现在由SMS设备武装起来的一群群青少年与它们也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电子的反馈圈使他们的行为扩展到视线以外，也许是好几公里之外。

正如贝特森（Bateson）所意识到的，我们并不是完全包裹在皮肤之中。我们扩展的网络和分散的聚居地使我们成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模糊的实体。

如果给移动电子人系统规定一个特定的规模和间隔尺寸，储存和处理场所设置——在内层还是外层，在固定的基础设施网络还是可自由移动的子网络——的设计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例如，水的重量大，体积大，而且通常我们不是马上需要它，因此（年青时髦的慢跑者和体育馆迷除外），我们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时才随身携带水瓶。与此相反，我们建造庞大的水库和储水池系统，并传输到遍布于建筑和城市环境中的各用水点。

从本质上说，蓝牙系统和其他类似系统为房间大小的社会技术系统提供了移动自由以及空间安排的灵活性。

由于这些基站系统在房间和建筑的范围内提供覆盖，因此它们可用于加强已有的居住社区里的相互联系。如果对来访者开放，它们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接待方式。通过提供免费互联网连接，它们给公共空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位于曼哈顿中心区的布莱恩特公园就是最先提供这种待客礼仪的公共场所之一。

在这些后定居的情况下，接入的能力和特权比传统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更为重要。

即使是最粗陋的日用人工制品，当它们极度变小变轻时，也可以突然得到使用，扮演新的角色，并形成新的空间形式。正如瑞萨德•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曾经指出的，“便宜的、轻的、塑料容器”对非洲社会的影响。

至于照相机，问题就在底片上面了。底片的大小控制了光学系统和底片传输装置的尺寸。缩小底片形式（从玻璃制品转为赛璐珞）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小型化；但是发展到了数码相机，CCD（电荷耦合装置）阵列的替换则完全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有时，这样的重组会带来新的机会。即时摄影术使得在影像拍摄的场景里讨论和评价影像成为可能，而不是之后或在不同的地方讨论和评价。同样，数码相机与手机的结合为用户提供了显示他们的谈论对象的机会，而不仅仅是用语言描述它们。

当它开始把它们作为个人符号佩戴，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携带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

从前，设计师用尺寸和相关的功能种类来区别他们的领域；电路设计师和纳米技术专家在纳米和毫米范围内操作，产品设计师的工作范围是从毫米到米，建筑师在细部处理时经常在毫米范围内，处理整体建筑的主要尺度则是几十或几百米，而城市规划师和土木工程师处理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体系时则扩展到好几公里。今天，这样的尺度沙文主义显得毫无意义。一个给定的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尺度或综合不同尺度得到解决——而且那些曾经用大型、固定的结构和机器才能完成的功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压缩进便携的、可穿戴的、甚至是分子大小的装置中。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对皮肤表面及其周边紧缺的“地产”的兴趣。……但当我们决定携带手机时，我们必须在我们有限的口袋、腰带、或手袋的“地产”中找到空间。地形学决定了马可尼设计的条件，而解剖学决定了手机的设计。

你可以将这些设备品种看作是既依赖寄主，又能给寄主带来利益的电子寄生物。这些电子寄生物快速进化以在贴身的个人环境中争得一席之地。

因此，很自然地，美国军方很快就设立了“士兵纳米技术研究所”，专门研究“危险探测，危险排除（比如防弹衣），伪装，个人性能增强，实时自动医疗处理，后勤足迹的减少”。

我们可不要忘记牙齿。如果你必须装金牙或是瓷质齿冠，为何不附带装上微型电子设备呢？如果你的牙齿有一个无线电波频率识别标签（RFID），你笑一笑就可以购物或是打开酒店的房间。也许植入牙齿的记忆器是一个存放重要医疗记录的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将一个无线扬声器植入臼齿中，你可以享受这样的好处，即你的下颌骨能有效地传送声音，不必使用手机耳机了。推而广之，用到指甲和睫毛上也是显然可行的。

在聚会上用立体声音响系统播放音乐是一种社交姿态，而用随身听听音乐则意味从群体中退出。

在位于爱尔兰首都的国家图书馆里，研究《尤利西斯》的学术界领袖们在午饭后会聚在一起，是书籍把他们吸引到这里，而思想的交流也随之而来。

但是，和古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它们也为慕名而来的学者提供了住房与公共空间——当然不是以砖和灰泥的形式，而是提供在线的个人工作空间、会员简介、论坛、新闻、日历、工作信息以及合作工作空间等。随着这种社区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它们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长期的社区资源。

当你传真一个文件时，你实际上并没有用“心灵感应”的奇迹实现一张打印纸长的传输，但是效果确实一样的。一个好的柏拉图主义者知道如何去描述这一过程。你把一个物体的形式及其物质载体分开，仅仅传输非物质化的形式，并最终通过新的但是看不出区别的物质材料对其进行还原。你经历了非物质化，然后是物质还原的过程。你保留了比特，但是却用新的原子代替。

这样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艺术品。在手工生产的背景下，艺术品都是唯一的。我们重视这些艺术品与艺术家双手的直接联系，我们关心它们的出处；……但是在需要物质化一个数字文件的条件下，不需要存在在原件；新的实物可以在任何时候生产出来，这些实物有可能风格迥异——例如，有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分辨率或是不同的材料。

随着实践的发展，计算环境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抽象层，使得利用数字片断重组新结构的过程更为模块化，更容易重复使用，性能也更加增强了。

通过选择性地放松地点和地点之间的邻近状态的要求，有线网络队和熟悉的建筑类型和城市模式进行了分段与重组。例如，本地银行或分行在数字时代的早期大片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城市中的存取点——即自动柜员机和台式计算机上的电子家庭银行。这些分散的存取点和集中的后勤服务设施以及电话服务中心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规模经济。

例如eSuds系统（由IBM和USA Technologies开发的系统，能让学生使用信用卡或在手机上键入代码来支付洗衣或烘干衣物的费用，而不必在背包或抽屉里找硬币付款¬——译者注），把大学宿舍的洗衣机和干洗机连成网络，当有机器空着的时候，或是当机器停下来的时候，这些机器就会自动发送电子邮件或是短信息报告其状态。

例如，意大利的广场之所以可以发挥其社会效力，依靠的是其中心的位置以及意大利人在固定时间出现在那里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现在，意大利人只需要给对方打个电话，就可以一边走一边安排会面了。广场看起来还是一样，而且依然是运作良好的公共空间，但是其使用模式却灵活得多了。

抵抗运动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对峙的有效场合越来越难以确定了。如何确定抵抗运动的时间和地点？在哪里示威？占据哪些地方？

出租车队伍的壮大戏剧化地展示了空间使用和控制的转变。过去，城市的人口密度太低了，出租车司机不能只是依靠顾客在街上招呼他们，他们要依靠集中的无线调度设备处理顾客的电话并分派任务。现在，出租车司机也配备了移动电话，他们依靠流动的、分散的、点对点的网络获得交通路况的信息，以及潜在客户的 分布情况。在更为先进的系统中，客户通过地址编码的移动电话呼叫，出租车上配备GPS导航系统，软件则根据距离的远近分派任务。这就是从集中调配和控制向电子媒介人群的转变。

对于建筑师来说，存在域及人与场所的不稳定，要求他们从根本上反思建筑的基本原则。

活动的时间分割复用要比空间分割更为有效。

我们甚至还需要重新考虑已经确立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的观念。过去，通过使用模数、可拆卸的部分和家具、可移动的组件、插入式设备等等，建筑师可以增强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现在，重点转移到了自我配置的电子环境——相互接近的电子设备可以立即开始进行无线通信，而且可以共同支持任何正在进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