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花园《上海公园的“风花雪月”》

凡人都有“取景框”，但身为作者，他们的取景框应当是广角式的，也即应当尽可能将丰富、立体的世界纳入眼界。若写作小说，则笔下那些人物可以径自发声，作者所做的，是竭力倾听、忠实转述人物的声音，而非主观代言。

《公家花园》一书，写景状物的细节处仍可见作者细腻的体察与笔法，这也是陈丹燕写作的一贯优势，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注目，则继续着那股代言的味道。

“站在那块花岗岩纪念碑（黄浦江畔纪念碑）前，我总是想象我小说中的这些主人公们，如果他们也站在这里，读这段铭文，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我大致能猜出来他们的想法，真正的众说纷纭”，《公家花园》里的人物：吉迪、颜永京、史美娟、小白、混血儿、……，他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固然有异，却无不服从于“血统论”逻辑：遗民的云端心态总是根深蒂固（苏俄文学读者的理想主义总是超拔不群）；基督徒的宗教人格总是傲岸执着，小市民的沾沾自喜总是流于凡俗；中产阶级的不得其所总是与生俱来；几辈居于沪上的洋人过客的身份焦虑总是挥之不去。他们是个体，然声音洪亮如一个个群体，错落并一致着，他们把旧日上海渲染成了一个可以提供心灵慰藉、进行历史消费的地理空间，在既往左翼角度暴风骤雨的“武装”、“革命”、“压迫与反压迫”之外，在张爱玲或破落府第或寻常人家的苍凉底色之外，……曾经的半殖民地印迹助长了上海，使得关于它的记忆，成了另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西化物质文明及其想象效应的令人难以抗拒。

几乎唯一的例外的是小雯子。父亲留下悬疑的罹难以及一度寄人篱下的不堪，予以了这个终于没有回沪的知青子女一种别样眼光，她没有与因受到慢待而怨愤上海的同事同仇敌忾，并时隔多年对爷爷和叔叔做到了同情与理解。小雯子，让人怅然想起很多年前同样出自陈丹燕笔下的少女宁歌，敏感、忧伤，也宽厚。

书中有位成年后出落成了上海地方史学者的山东革命者后代小宁，《公园进行曲——背景：影像、记录与素材》部分关于她的“拾玖”在我看来蛮像陈丹燕的夫子自道：

“一份已几乎不能翻阅的《字林西报》，一本1975年出版的《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小宁经常对照着读。

二十年代，不光华人愤怒，西侨也愤怒。租界里的居民，都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平等了。小宁想，这也许是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相比当时的中国***，工部局在管理城市上的优越不可质疑。但是，就如同丘吉尔对民主的理解那样，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在没有比民主更好的制度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选择民主。小宁套用丘吉尔的句子来表达她对工部局的评价。上海工部局对租界的管理方式是不合理的，甚至也不合法，但当时没有比它更好的管理，所以，即使它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与反抗，它仍旧是当时最好的。她就本着这个立场做研究。

……

小宁最喜欢进入徐家汇藏书楼的老式书库，那里保留着欧洲古老图书馆的格局，书架、木头扶梯，灯和空间，以及木百叶窗后面的那种沉郁的幽暗。那里保留着一百多年来天主教区积累的各种外文书和外文报纸，以及租界时代的外侨生活记录。那是一个永远消失的世界。小宁总是由衷地感到自己在探寻一种神秘的精神联系，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之间，以及在个人和历史之间。这是小宁成为一个上海地方史专家的动力，也是她每次结束工作，都及时离开欧洲和美国，回到上海的原因。她不像土生子小白那样，自然而然地留在美国，做一个穿李牌便裤的中西部小城中产阶级。对小宁来说，上海是个有趣的地方，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力。”

此种“研究”（或写作）的立场，何谓“超然”？

《公家花园》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里头七个篇章各有虚虚实实的人物以及附着于时间线索的浅淡情节，人物中的两三个，偶有交集。书中搭配了大量历史图片和原始文献的素材，但不能改变通篇主观与感性的本质，所有一切汇集起的老上海，基本是作者浏览、欣赏后加以衍异的产物，如同《上海的风花雪月》里说到的“那是个多么神秘、多么似是而非、多么纸醉金迷的时代，如今我们眺望着它，像破落地主家穷大的灰孙子看从前的家谱”，自《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色拉》、《外滩影像与传奇》、《慢船去中国》直到《公家花园》的n次回望里，清晰可见一个人满腹复杂的好奇心与不乏自卑的神往。有时，我甚至忍不住刻薄地想：大约因为这位回望者连地主家的血统都不具备，所以，才又回望得格外使劲吧？竭力探幽入微，竭力提升细碎小巧，陈丹燕终于把上海朝着某个方向深度符号化，并相信自己为梦境打上了“历史”的深深烙印。

不同于美学史上那段为人熟知的往事：日本人中江肇民较早选用汉语词汇“美学”去翻译法文esthétique，这一汉译词随后被引进中国，《公家花园》里提到“1860年代，他（颜永京）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中努力翻译西书。他翻译了心理学著作，美学著作，教育学著作。‘美学’这个词，就是他创造的”，此说新鲜得叫人好奇其凭据该如何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