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地球是平的， 城市也是平的》

書中側重對英國戰後規劃理論和政策的歸納，關於城鎮規劃大目標的討論經歷了烏托邦的綜合規劃，到反城市化的美學思潮，最穩定與一種目標共識狀態。城鎮規劃在發達國家終于從國家的政治政策脫敏，走向更技術化，更問題化。再看中國，它被普遍預設成一种純粹政治經濟學性質的規劃，西方發生的專業走向尚未成爲主流。

1945年以來，戰後規劃理論，有人比喻成科學，繼而借用科學原本形容科學的範式的概念，把城鎮領域發生的變化當成一種範式變化。作者客觀地指出，城鎮規劃不是一門（社會）科學。更準確的說，城鎮規劃更是一門被建制起來的學科，或者專門培養的對口職業。與處於思想核心區的科學相比，它主要停留在表層的社會活動，受更深層的道德/政治/審美價值左右的“道德”（政治）實踐。當然，這種本質上的認識和定性，並不妨礙在其實踐中利用（甚至不是借用）相關科學的思維方法。

怎麽從規劃實踐中提煉其中的思想性，價值和道德的基礎性變化？借用範式改變的説法，描述1945年以後的主要變化。第一個變化在1960年戴，主要從傳統的城市設計轉變為系統理論和理性程序理論[注意：這裡，系統/理性的運用]。第二個變化發生在1970和1980年代，表現為規劃師角色觀念的轉變，尤其是，從規劃師作爲技術專家的觀點到規劃師作爲“協調者”的觀點轉變。在需要做出規劃判斷的地方，規劃師啓發公衆思想，提供技巧指導。

1960年，當時稱爲“傳統規劃理論”認爲規劃師理應擁有與建築師相似的工作思維，像對單體建築一樣，把城鎮規劃視爲（應用/實踐）“藝術”的設計行爲，其次纔是功能需求的滿足。而後來規劃理論與設計理念走向背離，城鎮開始被當成不斷變化且互相聯係的功能系統，轉而從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方面受到規劃師的規劃考察。用david harvey的話說，是空間的社會學概念取代了空間地理學或者型態性概念。另外，鑒于對象轉爲複雜且動態的城鎮系統，技術手段也開始變化，需要更“科學”的分析方法。因此難免，城鎮規劃與其被稱作一項“藝術”，不如甘願投靠“科學”。（在此，理性與“科學”等同。）哈，大樹底下好乘涼，風雨來了有瓦遮。

1960年代，人們認識到城鎮決策最根本的是價值判斷（有別于純粹的技術判斷），一種渴望去創造或者維護的環境類型的價值判斷。這樣，問題就上升為規劃師是否在作出這些判斷時比城市普通公衆有更強的“專家”技能。接着不得不討論到這類規劃師的“專家技能”的獨特性凸顯性究竟在哪裏？甚至，是否存在？

一方面，有人堅持為實質性的專業技能辯護，如城市設計/城市更新/可持續發展等。另一方面，規劃被認爲是充滿價值判斷和政治色彩的輕率決策。面臨這兩种矛盾，大家漸漸形成一個折中共識，即將城鎮規劃師的職能定位成識別和調停涉及土地開發的不同利益集團需求，指出城鎮空間發展可能產生的後果。誇張一點說，規劃師應該是所有相關人士的利益代言人。

然而這種一步抵達世界大同的景象不可能實現。當下的城鎮規劃師寧可直接訴諸具體而微的問題，在談論它們的同時表現出對這種分門別類的專業知識的掌握，於是規劃業内向各類新挖掘的問題分野，在可控的範圍，各自有所作爲 - 舊城改造，改善不平等現象，可持續的居住環境，設計美學，參與式規劃。在另一個緯度，規劃城市的規模/定位/城鄉關係/内部結構，則因爲每种分類内部問題尺度過大而缺乏明晰見效的分析方法而暫置一邊。你看，這麽一分，大概就理解那砣人這砣人都在干些什麽了。不過，排除學科成見，這也不能躲開城規學科被科學把脈的“原罪”，即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也導致現有理論在具體實踐面前的無力。話説回來，學科是不是一定要科學，本身值得懷疑。我反倒覺得城鎮規劃更接近理性化了（非理論化非科學化）的“藝術”，失之標準化/理論化，收之創造性/限局性。

英文書名在此：

Urban Planning Theory since 1945 Nigel Taylor 1998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ISBN 0-7619-6093-7 (paperback) 184 pp Price s 1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