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部精彩的广州史》

过年这几天把傅高义的两本关于广东的书读了一下。一本是《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一本是《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后一本完成的时间比较晚，但在大陆出版的比较早。我觉得两本书中，前一本写的比较好。

傅高义写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到广州，只是在隔岸的香港利用了可以看到的资料来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分析的很到位。写作《先行一步》的时候，已经到过广东，并且进行了很多的调查和访问，但写的却很粗疏，分析的也并不深刻，更多地像一本广东概览或对广东改革情况的指南性的简介。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虽然写的是广州，但实际上是对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所实施的政策的一个简要回顾。又因为是通过广州一地来描述一个全国性政权的举动，所以又加入了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博弈这样一个分析维度。比如写方方、冯白驹等地方领导和中央派来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权力升降，把全国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的比如陶铸就是其中一个。从广州的情况，可以看到共产党在49年取得胜利后，是如何形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格局的，以及在这个格局中，地方领导人的选择、进攻和退让。49年之后，共产党面临一个很大的管理难题，确实是没有经验。傅高义描绘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等历次运动中，国家利益都被集中强调，地方主义受到打压，但在文革中，借着造反的话语，地方主义又得以复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看待文革的时候，把它看作是个别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固然不对，看作是自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所谓“激进化”的结果，恐怕也太玄妙了，最现实最贴近的可能还是前文革时期的各种矛盾积累的一个总爆发，其中包括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干部之间的矛盾、城乡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等等。***应该是看到了这个矛盾的，所以他分析了各种矛盾，又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通过这些来化解矛盾，但结果似乎反而是矛盾堆积起来，最后他选择了用文革的方法。另外，这本书里并没有像我们通常使用的“十年”的概念来分析文革，这也是有启发性的。或许是因为这本书是完成于1969年，所以他对文革的描述是66年到68年2月，傅高义认为，从68年2月，开始了重建，也就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的交替。

相比较而言，《先行一步》这本书更多的启发是在于对一个问题的全局掌握，这本书分为这么几块，第一部分是写背景，分为三章，一是对广东的文革十年的描述，二是对香港作用的描述，这实际上是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一是对广东10年改革的总体概述。第二部分，是纵的描述，体现了傅高义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把广东省的各个部分的改革情况作了概述。第三部分，是写改革的推动者。第四部分写改革的全前瞻。如何掌握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从哪些方面去分析它，是做研究的基本。傅高义提供了一个例子，即便是对实际的施政者而言，这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