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诗笺释（上下）《陈寅恪的一个注脚》

花了三个整天，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陈寅恪的学问很好，但留给我们的文字很少，而且多数还是他所说的“稿”，甚至“未定稿”，也就是说，即便这些东西，在陈寅恪自己看来，都还有修改的余地。加上这些未定的东西中的很大一部分又很难读。因此，现今研究陈寅恪者，很多人用了大量的口耳相传的材料，描绘出一个人们口中的陈寅恪。胡文辉这本书以陈寅恪的诗作为笺注对象，应该说有极大的学术勇气。读完之后，顺手写了几条札记：

1、在西南联大时期，陈寅恪经常用古史来比拟时局，其中主要是三点，一个是南宋史，用金宋辽蒙的政争来比拟当时国共日美苏之间的争斗。二是南北朝史，认为国共纷争的结局会是形成南北朝局面，而他自己是愿意在南朝的。三是三国史，认为俄共、美蒋和日本形成三国局面。我觉得这和陈寅恪的经历有关，一方面，他虽然在国外游学多年，也去过很多国家，但他在国外主要关注的是国际汉学，因为并没有在哪个大学正式留学，也就没有去参加大学生的生活，他所交游的主要还是留学生，而且又是留学生中那些和他一样的那拨人，也就是说，虽然他在国外多年，但对所在国的政治生活并不参与，也就没有对现代国家运作的基本概念和经验，这和胡适、蒋廷黻等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正经八百地去国外留学，在国外参加集会、演讲等多种活动，在治学的同时建立起了很强的现代国家和社会运作的概念，也获得了很多经验，在看待现实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时，更多地就是运用现代国家关系的原理和准则去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用中国古史来做比拟。

2、陈寅恪预见到了共产党的胜利，但他对此很悲观，他对人说他怕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怕俄国人，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必然导致俄国人对中国的侵占。有一个现象，虽然没有统计数字支撑，但我觉得大致可以论定，就是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具比较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结，陈寅恪也是这样。从陈寅恪等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来看，他们对共产党政权保持疏离，最大的思想上的障碍可能还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觉得共产党是苏联的附庸，害怕丧失民族的独立地位。从这方面看，49年以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尴尬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困境，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无法通释所造成的悲哀。应该说，以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苏联的态度并不是惟命是从，对于苏联对中国内政以及中国党党内事务的干涉，毛从内心里是极其反对的，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差别，而是一致的。但共产党人作为政治家，他除了情感上的考虑之外，还必须理性地权衡权力消长。如果用“经”和“权”这两个概念来说，对于政治家而言，权力永远是处理问题的不变之“经”，一切活动必须依据权力消长之形势而转移，必须善于利用外力，增长自己的力量，而所谓民族情感等等，都是可以变易的“权”，为了获得更大的胜利，政治家是可以容忍一时的屈辱的，当然要借助特定的话语。比如列宁可以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老毛可以和剿杀了自己多年的敌人携手抗敌，等等，都是如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就无法取得胜利。但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来说，正好相反，他们抱定的是一种宁为玉碎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向往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比如民族的完全独立，比如对他们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完美保存，等等。一旦政治家觉得应该为了更大的目标去牺牲这些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陈寅恪和中共之间是这样，梁思成和当政者关于北京城墙之间的争论也是这样。

3、在30年代早期，陈寅恪对抗日持消极态度，在抗战过程中，也是一个悲观论者，认为不论和战，最后都没有好的结局。

4、陶铸对陈寅恪非常照顾，这后来成为陶铸的一条罪状。读了下卷，我觉得和其他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比，陈寅恪应该说已经得到很大的宽待了。分析起来，应该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陈寅恪声望很高。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党也很需要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作为门面。第二，陈寅恪对自己的遗老定位。49年之前，陈寅恪就很少参与政治活动，只是在书斋中一心做他的学问。在49年之后，陈寅恪依然保持了三缄其口的态度，事情没有逼到他的眼前，他轻易不讲话，书中说他听人读报，但从来不作评论，写文章也是寄思想于考证和典故之中，最多写写诗歌，隐晦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对新政权进行一下冷嘲热讽。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保持了一份自己的清高和内心的自足，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免去了很多祸从口出的麻烦。第三，陈寅恪恰恰在文革开始前去世，不然，虽然多次运动他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文革这场灾难是躲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