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领袖《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精神领袖”？》

——引自索洛维约夫1881年1月30日在高级女子讲习班上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精神领袖》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曹国维译）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俄国社会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或者作家，而是自己的精神领袖。

只要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尚在继续，恶就无可避免，和恶斗争有两种权力：世俗的和精神的。世俗权力是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就像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总是集中在一个人——国家元首身上，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在每个时代一般在全体国民中也只属于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这样的精神领袖对俄罗斯人来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只要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在不公和恶的基础上，只要善和真理还在竭力寻找实现自我的途径，这类人士的地位便不是一国之君的地位，而是往往不被承认的先知的地位。他们的一生是奋斗和受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正是这样的一生。

为了证明他有权获得我们赠予他的精神领袖和先知的称号，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一生中的众多事实。为了获得拥有这一称号的权利，首要条件便是意识到，并且强烈地感受到统治社会环境的那种不公，并且决心为消除不公献出自己的一生：谁和不公共处、妥协，谁就不是先知，——谁不凌驾于物质生活水平之上，谁就不能在通往精神王国的道路上成为他人的领袖，甚至不能成为这个王国的一员。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携着中篇《穷人》进入文坛的。这部小说生动而又独特地描写了社会的不公，描写了人的内心尊严和他的所有外部关系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未像一位纯粹的画家所做的那样，止步于再现生活固有的不公。作为先知，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不公的存在，并且主动肩负起在生活中实现真理的重任——这是领袖和先知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年轻时，他参加过一个小组，其成员力图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不知道他们想用什么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知道的只有，他们没有取得任何实效；但这些人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判了死刑，只是在死刑执行的那天，死刑改成了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一起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时显示了一个新的特点，使他有新的权利拥有俄罗斯人精神领袖的称号：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他遭遇的暴力心怀愤恨，显示了比任何外部力量更加强大的精神道德力量。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没有个人怨恨，但依然觉得社会不公，依然奋力进行道义斗争，以消除社会不公。在《死屋手记》中，这种不公表现得比他的前期作品更加突出。死屋的主人公，那些无权，不受法律保护，不被社会承认是自身成员的人——当然，不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而且在他永远忠于的现实中——不仅在道德上毫不逊色于大多数有权利能力和有特权的社会成员，有时甚于比他们远为优秀。在以后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创作的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这里，他指出的已经不是道德准则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外部矛盾，而是人的内在精神力量和人的内心实际之间的矛盾。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宣扬一个信念：任何道德堕落，任何道德卑劣的行径，都不能扼杀人的精神力量；他坚信人心是神心的一部分，所以能从任何卑劣行径中复活。为此，许多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他总是落墨于人心和生活的阴暗面，为什么总是描写反常的、心理变态的、行为不规的人，又说他似乎主张，人心必须经历这所有的卑劣，才能到达道德的高地。这是不对的。应当问问这些指责者，耶稣基督善待税吏和罪人，做的不也是同样的事情？为此当年的书呆子和法利赛人不也同样指责耶稣？我们，基督教徒，没有为这指责耶稣，所以也不该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里，宣扬的不是不公的必然，而是用精神力量战胜任何外界不公，进而战胜内心谬误的必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早年因为抗议不公受尽苦难，后来也从未放弃这种抗议，但他真诚的信念是，恶的铲除不能借助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要以爱的无限力量和暴力斗争。许多人还指责他宣扬内心的自我完善，取代积极地促使善的实现，指责他禁欲主义。这是不公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不需要这样。苦行的功勋是环境使然，并非他的本意，但他历尽苦难，无怨无恨，清楚地表明他超越了一切禁欲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的不是禁欲主义，而是基于无限的博爱、人和社会的精神重生，在地球上建立无所不在的真理王国，他宣扬这一道理，比同时代人中的任何人都更强有力、更生动、更坚定，因此，我们应当承认他是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和神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