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网络时代的传播偏向和媒介影响》

在确定读这本书的时候，是被译者何道宽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所吸引：

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伊尼斯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Ⅳ）

本书前面有两篇序言，先是何道宽先生的翻译序言，而后是与伊尼斯同时代但是稍晚的另一位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序言。伊尼斯在本书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媒介决定论和传播偏向论，在这两篇序言之中已经把本书的核心思想做了基本完备的描述：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Ⅷ）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Ⅷ）

何道宽在序言中甚至将两大类媒介（即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列表标明出来，“以明其要”：

倚重时间的媒介 倚重空间的媒介

笨重、耐久、非集中化 轻便、难以保存、集中化

有利于宗教的传承 有利于帝国的扩张

倚重视觉 倚重听觉

倚重口头传统 倚重书面传统

石板象形文字 原始拼音文字

泥板楔形文字 原始拼音文字

汉字 机器印刷的拼音文字

羊皮纸 莎草纸

书籍 电视、广播

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对希腊文明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Ⅹ

麦克卢汉的序言则保持其一贯写文章的晦涩的传统，并不是致力于理清伊尼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但是他也作出了自己的一种概括：

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另一方面，口头传统却喜欢倚重时间和人的个性，哪怕它被文字给“包围”起来。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麦克卢汉序言第5页）

当读完两篇序言的时候，我怀疑会不会全文的内容也就仅限于这些了，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禁被伊尼斯作为一个精通于政治、历史等领域的经济学家在一本论述传播学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因此还是先详细的表述一下我对伊尼斯这本著作以及其中主要观点的理解。

首先是媒介决定论。伊尼斯在全书中并不是连篇累牍的强调论证媒介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重影响，而是在从古埃及文明到罗马帝国再到后世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作为一条主线一以贯之。他专注于媒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阐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自然的将媒介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第3页）

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第4页）

（三个阶段）首先是黏土和莎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第5页）

全书中还有很多地方论述媒介的变化对历史的影响：

到公元前709年，“楔形文字和君主政体的滥觞”，成为在巴比伦爬向社会上层的手段。（第34页）

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起初，希腊人与早起文明有一水之隔，没有充分受到它们的文化冲击，只接受了适合自己需要的文化要素。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来，使希腊人能够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使之完好无损。（第54页）

散文战胜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不过，希腊文化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的威力，贯穿着西方的历史。当书面传统的死亡之手构成威胁，可能会摧毁西方人的精神时，这个口头传统的威力表现的尤其明显。（第58页）

媒介决定论提出以后一直有比较大的争议，因为我们熟知的还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点，因此要学术界承认媒介是第一位的力量在现今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这两者也并非一定矛盾对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分析历史发展的问题。

其次便是本书更为重要的一个主题——传播偏向论。伊尼斯对传播的偏向的划分在上文之中已经提到，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

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却比较轻。……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第5页）

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

包括以上两段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论述到了这两种不同的偏向的媒介及其各自的影响。提到的很多的就是上面所讲的国家体制倚重空间而宗教倚重时间。在整本书的最后伊尼斯写了这么两段话：

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间的政治组织，就是倚重时间的宗教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适合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纸草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一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羊皮纸在西方的主导地位，使西方产生基督教组织的偏向。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纸张这种媒介的引进，纸偏向于政治组织。（第180页）

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让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第181页）

这里讲到的就是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或者倚重时间或者倚重空间。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在伊尼斯的那个时代当然是如此，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媒介决定论与传播偏向论是否还是真理？如果有所变化那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倚重时间的媒介与倚重空间的媒介如何区分？其特性大体可以概括为时间的耐久性和空间的易传性。一切传统的媒介似乎都可以按照这两个属性分别划归到两种不同的类型之中，但是网络媒介呢？伊尼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考虑到网络时代所带来的变化，而在我看来恰好就是网络这种媒介打破了传统的定义。

还是按照两种理论来分别论述。首先是媒介决定论，媒介在进入近代以后其对历史发生影响一直都是伴随着专制体制对其的限制而进行的。在本书的第五章《羊皮纸与纸张》以及第六章《纸张与印刷机》中都有相关的详细论述。比如英国就曾通过星院法、皇家特许制度还有印花税等制度来限制报业的发展，直至后来约翰·弥尔顿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再到后来以《每日电讯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的出现，印花税被迫废除等等，传媒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过程。

无法断言媒介在近代与在古代究竟哪个时候对时代发生着更大的影响，但是我想在近代时候的影响应该是更为急剧的。在短短的几百年之间英法西葡荷等欧洲国家率先通过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世界各地，俄国首先通过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一部分殖民地开始独立并且通过资本主义变法强盛起来跻身新的殖民者行列，比如美国和日本，此类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经历了报刊的自由主义和***的专制管理之间的斗争。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近几百年的社会激变中衍生出了不同的报刊管理模式，在弗雷德·赛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和威尔伯·施拉姆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将传播制度分为四种：集权主义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其中前两种属于专制的传播制度，而后两种是属于民主的传播制度。以上讲这么多关于传播体制以及传播自由的斗争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斗争以及相关的这么多制度。背后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媒介的巨大影响力，正如前面说的伊尼斯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那么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媒介的地位和影响是否产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在我看来媒介的影响力现在是扩大了，网络时代的传播无疑大大的便捷于以前的传统媒介。很简单的例子，现在网络流行的人肉搜索便是依托于网络媒介展开了，再比如之前的“许霆案”也是因为网络的传播才会在全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世界的其他国家对网络的管制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至少在中国对网络媒介还是有比较严格的管制的。国内网络或者论坛上发布消息都会受到很多的约束，而国外的网站也并非所有的都可以进入，甚至搜索引擎也会对一些敏感词汇限制搜索。因此可以初步下结论说网络时代大大强化和扩展了媒介决定论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媒介也必然会在与***控制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

网络的出现扩展了媒介决定论的影响，那么对于传播偏向论呢？在我看来它是起到的一种消解的作用。因为传统的倚重时间和倚重空间的分法是建立在时间的耐久性和空间的易传性的基础上的，传统的任何一种媒介都可以划分到二者其中之一。但是网络媒介我们找不到可以归入哪一类，因为网络媒介兼具以上的两种属性。只要是网络上发布过而且没有被撤下，即使在很久以后都可以查找出来，硬盘的存储更是如此；而一旦在网络上发布出来，只要网络不被自然灾害（比如地震台风等）中断同时不被***体制限制那么世界其他任何联网的地方均可以立刻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时间的耐久性和空间的易传性在网络这一媒介上结合了起来，网络媒介的发展消解了传统的两种不同媒介之间的界限。

说到这里就可以对《帝国与传播》这本书的最后一段总结性论述提出一个质疑了。其实并非是质疑伊尼斯的传播学大师地位，也不是丝毫质疑伊尼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但是仅从客观的学术角度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新的思考应该也未必不可。

当然也不能说媒介偏向论在网络媒介时代就完全不适用了，一方面即使网络现在大行其道但是传统的媒介仍然有很广阔的生存空间，并不见得就会在可以预见到的期限内消亡，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传播的偏向仍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起作用；另一方面即使那一天传统的媒介都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或者比网络更先进的媒介，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同一媒介在不同的情境下带有不同的偏向，或者说以不同的偏向的形式起作用。这似乎也是一个说得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