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历史《谢泳的业余阅读笔记》

谢泳说“我比较羡慕业余的专业，不用靠那个东西吃饭，但又有专业品质，这种感觉很不错。学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我自己感觉比较幸福的就是从来不在专业内，以业余为荣，所以不苦，因为没有人以专业来要求你，但自己其实是按专业标准来做的，所以一切都发自内心。四十岁以后，我绝对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参见《我有一本》一文）“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专业是有硬性要求的，常常很苦；业余是轻松的，所以快乐。业余的专业是最理想的境界。”（参见卷首的《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一文）“业余的专业”是谢泳反复提到的词语，也可以看作作者的夫子自道。在他进入厦门大学之后，也就进入了所谓的“专业内”，他的这种“业余的专业”态度是否有所改变呢？从他的新书《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来看，这种态度大致延续了下来。

《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是一本读书随笔集，书中所提到的书均为旧书（并非珍本秘籍）、杂书（所评介的书不囿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从史学到文学再到政治学、法学、语言学，甚至包括矿物学等方方面面的书），内容多为作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感想，但所发感想大都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所以很符合“专业标准”，学术性与思想性兼备，是“对知识有增量的研究”，可以看作旧书与学术研究的标本。

搞学术研究要从第一手文献或实物出发，这原本应该是学术界的“常识”，无奈“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参见梁文道《常识》）。谢泳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阅读，接触到大量第一手文献，纠正了不少其他领域专家著作的缺漏，如“李约瑟难题”。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两篇与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的文章。“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的哲学研究专家”所著的《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一书中讲“中国人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早至1929年初”，而谢泳发现早在1922年11月张君劢就提到过胡塞尔和现象学。“从严格的学术规范讲，作者对于自己提到的原书和原杂志，必须亲自过目才能有新的发现，只使用间接材料，离真实的历史会有距离。”谢泳的这一感慨，难免让某些专家汗颜。

学术研究从第一手材料或实物出发固然重要，但“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更是本事，在网络时代更是如此。1957年3月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1957年6月筹建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的名字列在很前边，最终高层把他圈掉了。谢泳从中发现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样的思考都是需要才情的，而书中这样的篇章实有不少。

或许只是我的偏见，感觉书中有一些问题，拈出来讲一下。也讲一点第一手材料的问题。有了第一手材料，做推断时也应该依据第一手材料。在《殷海光早年的一本译作》一文中作者讲“我没有完整读过台湾出版的《殷海光全集》，但从国内一些研究者引述的文献中判断，这本早年译作（指《哲学与逻辑语法》），可能没有收到全集里。”（第132页）在《由殷海光一本旧作说起》一文中“我断断续续看过台湾桂冠出版社出版的《殷海光全集》，不知道书里是不是收了这本（指《逻辑学讲话》）”。（第127页）这原本是只需翻阅全集目录就可以知道的事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应该坚持“专业标准”。

最后讲一点技术性问题。无疑，该书所收的六十多篇文章写于不同的年份，在结集成册时却没有在文末标注写作时间，这就使得书中不少的“今年”不知到底是何年。更加重要的是，没有了时间参照，书中的一些描述就出现了偏差。在《研究》一文中作者提到《欧特曼教授哀思录》一书，“现在还放在书架上，估计将来还会派上些用场”（第116页），而在《》一文中作者讲这本书已经送给同济大学图书馆（第86-88页）。这些虽是小问题，但小问题也不小。

2009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