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达尔文《达尔文的中国路径》

达尔文的中国路径

李华芳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查尔斯•达尔文根本就没有踏足中国，但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包括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与达尔文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达尔文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申报》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发表了一则题目叫做《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的报导。报导中说的西博士“大蕴”，就是达尔文；而《人本》此书，指的是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这个书讯当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但同年，中国学者华蘅芳联手美国传教士马高温把赖尔的《地学浅释》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引用“有兑儿平（就是达尔文）者，言生物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 ”。1891年的《格致汇编》又对达尔文学说做了概略的介绍，说达尔文“考得动植诸物，今虽千万物，原自无多数种渐蕃衍变生成……”

这些零星的片段其实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但有意思的是，达尔文在中国广为人知是因为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译介到中国。与之前达尔文思想默默无闻的情况不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1895年就翻译完成了，1897年陆续在《国闻报》上发表，1898年正式刊行。在《国闻报》的连载极大提升了这本书的知名度，而达尔文的名字也伴随着“进化论”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部阐释，却要等到1920年。马君武先生历时20年，终于把《物种起源》译成中文，1920年商务印书馆以《达尔文物种原始》出版。麦恩士(Ernst Mayr)所作的序言中将达尔文以天择说解释物种原始的思想，与哥白尼之行星绕日说，及牛顿之吸引力说相提并论，并且认为达尔文思想而对人类社会国家影响之巨大则远过之。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浦嘉珉的《中国与达尔文》，对达尔文思想在中国的后续传播进行了考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被中国的维新派、共和派、无***主义者和革命派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也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引发的社会思潮就是中华同胞不应该消极坐等帝国主义侵吞，使中华民族淘汰灭种，而应该奋发图强。《天演论》在客观上起到了激励民众、救亡图存的作用，所以在当时风行全国。在十多年里出版了三十多种版本。单是商务印书馆，从1905年到1927年的二十二年间就印过二十四版。

而进化的观念，以及进步主义运动，加上进步知识分子，这一切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在传播方式上做了路演，也在理论背景上做了铺垫。李大钊、以及陈独秀都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有关“进化论”的文章。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有意无意的触及了至今在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公平的观念是如何“演化 ”的。对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而言，公平的分配是与有效率的生产至少同等重要的命题。

达尔文的思想几乎对所有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早的达尔文生物学思想与经济学思想之间紧密相关。达尔文自己在日记中曾说：“1838 年10 月（按原文误记为9 月28 日），那是我开始做有系统思考以后的第15 个月。我偶而为了自娱而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现译《人口原理》），并且准备采用“生存竞争”一词。因为经我长期的观察动物和植物以后，发现这种现象到处都在发生。”由此可知“生存竞争”的思想的确是源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同时达尔文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思想之间也有复杂的关系，物竞天择与市场竞争的观念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中提及了达尔文从斯密处借鉴思想的事情，这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论竹、蝉和亚当•斯密经济学》。竹是中国的刚竹，999年的时候，刚竹开了一次花，其后每隔120年才开一次花。中国的刚竹被移植到其他地方后，120年开一次花的周期依旧不变。另外一个例子是蝉，定期性的蝉在地底下生活十几年靠吸食树根中的浆水存活，然后在短短几周内爬出地面，交配、产卵、死亡。竹和蝉抛给生物学的难题是“为了瞬间灿烂，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表面上看来成本巨大的行为，到底对生物意味着什么？古尔德的解释是，竹和蝉是很多生物的美味佳肴。同其他生物以多产出后代来争取少数后代逃过捕食者之口得以遗传下来的方式不同，竹和蝉演化出抵御捕食者以减少被吃掉的机会的策略是“不经常出现”。而一旦出现，又以数量众多使捕食者无法吃尽。这被称为“捕食者满足”策略。古尔德提醒说，达尔文认为大多数动物靠斗争而生存，但不能忘记生存的武器不一定是尖牙利爪。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争取基因遗传最大化的解释，一种是竞争的，另外一种是捕食者满足的，这印证了古尔德对达尔文的阐释：自然选择才是“演化的创造性力量”。这反过头来对经济学的启示是，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性”的行为，而是要看“市场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科斯这一路传统的“真实世界的约束”。

新古典用效用最大化泛化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但一个根本性的诘难是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自杀后效用的载体也不存在了，所以不存在最大化效用的可能了。但回到达尔文的演化思想，“适者生存”的意思并非是一定要自己要效用最大化从而活下去，而是说可以用遗传适应性来替代效用最大化，自杀就可以被认为是在特殊的约束下寻求与自己相关的基因遗传的最佳适存率，这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牺牲”、主动付出、利他合作等原本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但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行为。

另外，目前的经济学为了解决人类突破“囚徒困境”建立合作秩序的难题，重新回到了达尔文的演化思想。人类要超越囚徒困境，不仅需要从新古典的角度所探究的信息完备等条件，或许也需要从演化视角来看的“同情心、公平感”的演化。诸如汶川地震后的捐赠和志愿服务，或可以从同情心和公平感通过“谜米”遗传的角度获得解释。而“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观点，也被视为是扩展了的达尔文演化思想，被当前的学界逐渐接受。达尔文从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那里得到的馈赠现在开始一点点回馈给经济学了。

（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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