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逗留》

斜躺在床上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母子间的第20封信，安德烈对妈妈说：香港很“浅”，缺少文化。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人与人之间见面就是谈事情，每一个约会，都在“赶”，因为永远还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就是为了友情而相聚，为聊天而聊天，不为谈事情。

香港也许是“浅”的，同样，还有许许多多很“浅”的“香港”，只是它们恰巧不叫“香港”而已。我生活抑或行走过的地方，便几乎多是“浅”的。“浅”是一种隐喻，能拽出一道长线，线上系着一串串说得清与说不清的名字与形象，正如咖啡馆同样可以是一种隐喻一样。

我去过不少地方，在如香港般“赶”的大城市呆过，也在“赶”的反面，一座座很“闲”的小城市生活过，且现在便是。在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物质比精神更为重要，或者说精神早就依附于对物质的追求上，不分彼此。尽管它很闲，人与人也有足够多的时间见面，交流，事实上他们也正是如此，但那种交流一样很“浅”。很多晚上经常聚在一起的人，似乎也只能谈论那些要么无趣要么功利的话题，以此打发无聊。所以“赶”与“闲”，都不足以证明什么。

再早之前，一样斜躺着，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马可波罗在向忽必烈讲述一座叫佐贝伊德的城市：一群人，为追逐同一个梦境中的女子，去寻找梦境中城市。找不到，便建造了这座城市，每个人按照自己梦中的轨迹铺设一段街道。那些人定居下来，期待终有一夜梦境再现。但是，无论是在梦境还是清醒时，谁也没有见到梦中的女子。城里的街巷成了每天上班要走的路，与梦境再没有什么关系。久而久之，连梦都忘了。其他人也因为同样的梦来得这里。早来的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吸引那些人来佐贝伊德，走进这座丑陋的城市。

又也许，更多的人，连梦都没做就来了？

安德烈说：“我说的‘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和好友坐下，喝一杯意大利咖啡，在一个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点，而是笼罩着那个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其实，即便是那座很“闲”的城市，人们也一样很“赶”。也许他们都太忙了，常要以一种欲望去填补另一种欲望，抑或以一种空虚去填补另一种空虚；以至于没有时间“逗留”，与自己的内心交流，与可以交心的好友交流。渐渐迷失在城市，而又影响着城市。

这与马可波罗故事中的那些人们，不是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