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王国《“孔雀东南飞”的隐喻与转喻》

“孔雀东南飞”的隐喻与转喻

——《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读后

“孔雀东南飞”，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隐喻，也是转喻：北方的桎梏，内陆的商品拜物；东南，只有东南温润的空气，临界海洋的地缘，开放的传统，不拘一格的治校方式，让学界显得轻松宽容。***、谢泳、谢有顺的迁移，李欧梵、朱大可的海归，更有台湾史语所的加盟，广西师大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的鼓与呼……

“强调叙事活动与价值世界的内在关联，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世，尤具深意和针对性。20世纪以来，‘兽栏’（尼采）、‘城堡’（卡夫卡）、‘铁房子’（鲁迅）、‘深渊’（海德格尔）、‘荒原’（艾略特）、‘监狱’（福柯）等空间意象，均传达了中西哲人对世界精神状况的危机感受；尤其在当下，‘诸神之争’不息，‘消费社会’兴起，电子经验已开始取代人们的自然经验——面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价值困惑……”同济大学王鸿生在主编这丛书的总序里如是说，视“丛书”为天下公器，将东南学界的自觉意识，历史使命感当仁不让地表达。

《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此为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的一本。作为回应，作者张闳在书后写下了代跋“叙述与隐喻：一个诗学本体论问题”，分成三个小标题“作为言说方式的叙述与隐喻”、“作为存在方式的叙述与隐喻”和“叙述还是隐喻”。

诗学即文学，写作者与批评者同时作为一个存在。在《感官王国》里，在剖析先锋作家的同时，还为几个文学批评家画了肖像：“文化恐龙”——朱大可，1986年以一篇《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让整个批评界都目瞪口呆。“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朱大可的那种充满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和吊诡、奇崛的语体。”“他对诗歌及其符号系统之精神秘密的敏锐发现，对文化制度和人类精神的洞察与创见，使他的批评完全转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写作。”（张闳语）也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朱大可的批评，不只止于文学，而早已转向整个文化批评了。张闳对成都的钟鸣也评价的甚高：“如果说朱大可是一条‘文化恐龙’的话，那么钟鸣就称得上是一匹‘文化猛犸’了”。这是何等赞扬，几乎为蜀人的骄傲——然而，经不住商品的诱惑，钟鸣本人几年前就从《畜界•人界》出走，成为了一个古董商人——如今上海的“文化恐龙”已成为了东南半壁的文化领军；唉，成都的“猛犸”还不晓得是否能活得转来？！

《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的绪论题目“自我意识的练习簿：当代小说叙事艺术”。对马原、莫言、残雪、余华、格非，还有新生代的作家叙事方式，一开始就划出明晰的疆界：“以往的小说，故事外在于叙事。小说家更多地是关注着故事的意义和事件的事实性。还原事件的历史‘真相’，一直是现代中国小说家根深蒂固的情结。因此，现代汉语小说在叙事上总是与历史的理性权力结构同构，成为权力意志的载体。小说家的‘主体性‘，只是局限于体裁选择、人物塑造等极其狭隘的、技术性的范畴之内。小说作为叙事其叙事话语依然被控制在历史性的话语机制之中，小说家不得不采用‘公共话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因而，以往汉语小说，看上去大多数都像是一种‘集体创作’”。

传统的文学理论，从来都是讲“内容决定形式”。文本细读分析，张闳研究的却是“叙述的方式怎么样开拓了现代汉语小说新的更大的空间”。如“对于马原来说，‘讲故事’这一短语的逻辑重音不是在‘故事’，而是在‘讲’字上。是叙述的行为，而不是被叙述的事件，构成了‘先锋小说’的主体和核心。”这是先锋小说的“疆域”。“讲‘可能有’的故事，即意味着事件的事实性在讲述中被消解，重要是对于‘可能性’的讲述本身。从某种意义说，虚构的叙述，才是真正的叙述。”

《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上篇举列了：马原：叙事的历险；莫言：叙事的狂欢；残雪：梦魇与寓言；余华：暴力的诗学；格非：时间炼金术……无一不是从身体感官开始的流浪汉的自白、食者的言说、血的意象、梦的意象和身体对时间的体会……而抵达人性的幽暗或明亮的深处。

“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叙述，也是隐喻，更为一个相关与相邻的神话。张闳的《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正是在叙述与隐喻——实际上是在转喻与隐喻之间的对于中国先锋小说的批评建构。

2009-2-17于成都北门天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