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这本书,或者说这篇论文,思想的出发点更多是来自种群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历史和社会学。所以里面常常有数据的详细统计和分析,理论假设的提出和验证,推理层层扣在一起。当然,他已经是社会学家,秉承的知识背景已经从昆虫繁殖置换成了人文科学。这样的置换和交流的前提不是研究者对两个部门都很熟悉,误打误撞做出成果的大有人在,而是他的研究方法,在置换过去之后,在新的领域里还能有效,并且能在某种角度上超越以前的思考方法。
但是这样对分析本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让分析有效,赵先生必须选择一个小的范围和相对清晰的社会脉络来避免过度简化,必须选择一个演化出来而不是某些若干变量影响的非决定性模型来避免理论本身的不稳定。演化还必须满足某些规则来提供一个人工分析的入口,而不是需要计算机演算和模拟。
而这些方法本质上来说对战国时代是没有效果的,问题出在赵先生对基本的社会规范和历史常识不熟悉,直接把史书拿来作为original source。如果赵先生对那些材料有着基本的了解,他应该能看出来其中那些是可靠的,那些是不可靠的,那些是重复的,那些可靠的背后的来源很模糊,微观的种种讨论是省略不掉的。不幸的是赵先生这样一刀切下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要继续分析的材料就被直接分类,统计,几句话处理掉了。原来可以做到有着丰富内蕴的一篇文章就被精简成了普通意义不大的论文。赵先生为了这篇文章相信做了很多,材料上的堆积和整理,思想上的碰撞和探索,但是分析上一旦存在漏洞,对历史论文来说其意义就直接消解了。
这本书本来有希望成为一部”经典著作“的,现在它只是一篇本科生水平失败的论文。赵先生不是不用功,他只是忘记了,读书和思考,最重要的不在理论和方法,而是事实。这也许可以作为交叉学科研究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它的错误当中中能给未来研究者借鉴的应该还有许多。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09:56:55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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