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隐喻《民间宗教与隐性政治结构》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话语中，民间社会被湮没在大一统的政治幻象里，仿佛在推行中央集权的古典专制时代，它完全被自上而下的建构，不存在任何自发形成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历史的误读来自历史书写自身的局限。清末，梁启超就提出二十四史本质上是帝王的家谱写作，认为历史视角永远倾向于皇家与官方，而从来就漠视民间。

这种误读导致的历史幻觉即在于：民间文化在结构与实质上同国家主义文化处处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其实，在古典专制时期，不论哪朝哪代的民间社会并不会自觉地紧密团结在以王权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周围。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中提出的观点是——民间社会的自我构建遵循着“地方崇拜”（local cults）的原则，即通过民间宗教的节庆、庙宇、仪式与血缘关系上的家谱、祠堂、拜祭等方式完成自我与族群的身份确认，最终以此在文化认同上划定出地方崇拜的区域。可以说，这种地域性取决于民间自发的文化认同，而并不是官方强制实行的行政地域划分。

在王斯福看来，针对地域性的不同观点是民间与帝国的裂隙所在。然而，这种分歧仅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民间文化与帝国文化实际上共用着同一个结构。因此，作者借用了语言学中语法结构具有隐喻功能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化与帝国文化虽不同体，但是同构，民间社会正是帝国的隐喻，而民间宗教则是帝国政治文化的隐喻。

帝国政治文化是王权崇拜与儒教文化的结合，民间文化则是祖先崇拜与道教文化的结合。限于该书副标题“中国民间宗教”的范围有限，作者并没有详尽地论述祖先崇拜，只是略微提示了祖先崇拜与道教文化中的某些相似性。譬如，香火是两者共有的意象。在祖先崇拜中，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香火成为子嗣延续的隐喻。香火不断，既是感恩于祖先的福荫庇护，同时也表示祖宗的血脉不断绵延而使得家族兴盛。同样的，在民间宗教中，城隍等地方性神灵通过享用香火，来为烧香者驱邪避难。可以说，香火在祖先崇拜与民间宗教中都起到了作者所谓的“灵媒”的作用——某种具有超验性而能够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正是由于香火的作用，子孙与祖先、烧香者与城隍之间达成了孝敬与庇护的契约关系，并且，在共同遵奉某个祖先或城隍的基础上，子孙与烧香者形成了平等的交往关系。这种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就形成了地方崇拜的根基，而这种人际关系的边界也就形成了民间社会的边界。

在祖先与地方性神灵的庇护下，民间自治险些几乎形成。然而，这种模糊的边界又显得极不稳定，只需按照既有的崇拜模式，将祖先替换成皇帝、道教文化替换成儒教文化，帝国就能轻而易举地将民间瓦解于无形之中。帝国通过民间宗教这条隐喻的缝隙——孝敬与庇护的契约关系、等级制度森严的权力结构——渗透到了民间社会，从而逐步将地域的行政边界与文化认同边界合二为一，最终将民间社会收编国有。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民间宗教只是一个帝国的隐性政治结构，它对于帝国非但不具有对抗性，同时它们的趋同性还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即便帝国不对民间施以招安的恩宠，民间社会也往往会像梁山好汉一样，纷纷自告奋勇地放弃“地方崇拜”转而向着“国家崇拜”投怀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