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词研究史《有關清詞的八卦》

寒假在鄉有舊友來訪，談及學業，跟我說他的老師吩咐“多搞原創，別弄研究綜述之類拾人牙慧為人不齒”云云。恰好我那段時間在看一本研究綜述，遂哈哈一笑自貶為無志者流。不過，好的研究綜述可以令初入門徑者豁然開朗，資深人士也可借此順藤摸瓜。即便僅僅看作“工具書”以貶低其無思想無靈魂，也不能說無用的。

陳水雲《明清詞研究史》是我目前所見較好的明清詞研究綜述，雖非名著，卻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學術史的現象。作者在後記中表達自己對《萬曆十五年》、《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明清蘇南望族研究》、《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等史學著作的欽佩，將“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從容”作為行文的目標。雖然仍不免工具書的性質，但是相比我手頭另一本《明清詞研究史稿》（齊魯書社，2006年8月版），則明顯出乎其上。說起後者，誠如筆者一位老師所評，“看了粗制爛造的綜述，不單不會明白，還把你引入歧路。”慎之。

書中較有價值的部分，集中在第三章“現代的明清詞研究（1908 ～ 1949）”。在此之前是所謂“明清的明清詞研究”，頗嫌蕪雜不著邊際；之後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詞學不太昌明的時期，再往後則是學術界人品爆發魚龍混雜的時期——或冷寂難以稱述，或患於資訊過多而掛一漏兩。作者對港臺海外的詞學研究也用了不少篇幅來介紹，只是限於賓位，一些部分點到而已。唯獨大陸民國時期的詞學研究，資料既稱完備、名家亦有定評。

1908是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的一年，作者把這一年作為新的詞學研究方法的起點，固有其象徵意義。而滿清覆滅前後，詞學領域多數仍然沿用舊有方法，典型者如南社諸君一大批詞話與論詞作品。吳梅先生當年亦預其黨。與“新時期”的清詞研究偏好清前期的名家大派不同，清末民初的研究者多與晚清詞家有頗深淵源，或受業於左右，或秉家學淵源，或在師友之間。如龍榆生受教於朱祖謀、趙尊岳受教於況周頤；葉公綽為晚清詞人葉衍蘭之孫；夏敬觀、黃孝紓等與朱祖謀、況周頤皆有交往。故而他們的論詞著作多推重晚清之語，在理論方法上受常州派影響極深。常州詞派是晚清第一大詞派，主盟詞壇近百年之久。清詞本有“學人之詞”的美譽，詞人往往兼有經師的身份，此特色在晚清詞家尤為顯著：或以易學言詞學，比興寄託入於幽微；或以聲韻之學的成就考查詞律，精審謹嚴；或運用漢學校勘的方法整理詞籍，成就卓著……故此派誕生於清學之中，無處不見清學之影響。陳水雲在述及“舊派”詞學家的學術成就時，行文紓緩不吝篇章，推許之意似在若有若無之間，讀來良有興味。

而民初別有“新學”一脈，不論在學術史的實際影響還是就目前的“政治正確”而言，都得大寫。作者將其置於與“舊學”的交鋒背景之下，以名家名作為點連線成面，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文學史實。起初胡適在民國十五年篡成《詞選》一書，言清初以來為“詞的鬼影的時代”；尤其鄙視晚清詞，說“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吳文英）的毒，很少有價值”（《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當時雖然不乏中肯的反對者，如在《學衡》發表一系列論詞論文的胡先驌等，但胡適一門既光大一時，新編文學史著多為“新派學者”所撰，此番理論也便廣為傳播。五十年代大陸清算胡適圈子，畢竟不能根除他的影響。可以說“流毒”之深，至今未已。有趣的是，當年胡雲翼諸人鄙薄清詞卻唯獨鍾情於納蘭，這一點也被當代研究者繼承下來。有留意納蘭的一名女生告訴我，如今能找到的涉及納蘭詞的文字，在量的方面超過除此以外所有清詞研究文字的總和。恰如《紅樓夢》之於清代小說了。

我們現在看詞的研究史，尤其晚清詞的研究史，真正熱鬧的還是在那三四十年間。這番熱鬧，不在於新舊兩派論戰的激烈。因為就程度和典型性來說，它們陣地狹小、無關世事大局，遠不如文言白話之爭或“科玄論戰”那樣廣為人知；從後來的學術命運來看，也至多是被無視而已，沒有像它那位清代文學的親戚一樣成為某某運動的導火線。在筆者眼裡，所謂“傳統”的治詞路子其實並非沒有“新變”，唯獨以詞言詞，不雜他物，為一貫之作風，不離學者本色。民國三十八年後，鄭騫居臺、饒宗頤居港、趙尊岳居新加坡。可幸天地之大堪容物，我們今天看葉嘉瑩、孫康宜等詞學名家的著作，不時仍見到當年一番風景，未因時變而褪色。

自1949到1978年，中國大陸有關清詞之學術出產寥寥無幾、難加稱述。不過，筆者注意到1963年《山東大學學報》曾刊出黃孝紓先生《清詞紀事緒言》一文，據此可知應有已成稿的《清詞紀事》一書。然而第二年先生即受政治衝擊而死，家中之物焚燒殆盡，此書亦下落不明。相關的事情，一位早年受教匑廠老人的先生曾在課堂上提及一二，惟憤憤而已。摘引別處看到的一句話，讀者可藉以知其內情：“過去玩古董的，偶爾走眼，此事難免。而黃先生以此得罪當道而投繯，書畫文玩當街焚燒以儆效尤，瀝青路面為之熔化，酷烈為前所未有，眞一大浩劫……”。

舊有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初編》，後又有錢仲聯《清詩紀事》，俱為學者所熟知。倘若《清詞紀事》存世，當與之並峙。但筆者多方探求，未見線索。那些前已流傳較廣的文學史著的命運，如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一改再改，清詞部分近乎面目全非，也是比較有名的（關於新版情況，06年復旦出的是62年版的重印，07年有百花文藝版）。陳水雲在這些地方並未濃墨重彩，匆匆便帶過。如於《清詞紀事》只點出“未見出版”，卻是“祖國大陸 1949 ～ 1979 年的明清詞研究”整一章節最為扎眼的文字。

嚴迪昌先生在他一篇文章中說，“清代詩詞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冷點，是難成顯學的”。“新時期”到來以後，這一領域長時間仍是清涼之地。此番清涼，在本書是看不出來的，否則又怎麼反映我國“學術研究蓬勃發展的二十年”。況且，慢慢地某些地方人丁日滿又擴招無已，現而今想在“固有之領土”找一塊眞正的冷門確是不太容易。前輩學者如唐圭璋、錢仲聯等人自有鼓蕩之力和奠基之功，後輩學者亦可用以干稻粱之謀，總之清詞是又火了，“大有可為”了，把論文翻過背面來，可以供一名高三學生打三百年的草稿了。只是有時候看到諸如《事事爭當“第一流”的張惠言》之類論文，單是題目就有雷人之嫌，倒也是過去不多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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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本為第72期《讀品》約稿。後刊出文字略有改動，表達的意思也小出入。故貼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