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动词或苹果-年代诗丛《小说》

现在看来，海子死的真是恰是时候，早一点太可惜，晚一点又不可能。你无法想象海子这样的血气诗人如果活下去，要怎样顺着九十年代的回归世俗的大气候，把精神按压进日常。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顾城身上，只不过他远漂南洋，多活了几年，但语言失了地气，虽然依着本身的天分，进入了另一种无人的虚妄之境，但毕竟和八十年代的高蹈，九十年代的世俗，都隔着距离。同时，韩东，何小竹等人，及时的调整了和世俗的关系，顺利的完成诗歌到小说的过渡。当然，这也是他们禀赋如此，韩东在八十年代初，顾城还徜徉在童话国里时，就显示出了天生的日常性和叙事能力。我不知道世俗生活是否是中国人历来已久的向往和必然归宿，但诗歌如果因世俗的介入而流于表面则是让人失望的事。有人拿韩东九零年后的这一首或那一首，说，这是韩东近年来唯一的好诗，但要我说，韩东甚至从八十年代后期，就一直没再写过好诗，这个好我是以八十年代前期的几首为尺度的。韩东一直在写，困难和对困难的克服他很少写进诗里去，而何小竹在这本诗集中，用了整整最后一章的篇幅，来表明“言说之难”。也许这个难已不再只是简单的本质和表现的不对等，而是有着一个大的语境的变迁。诗歌进入二十世纪后，无可挽回的被掺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是现代人复杂的精神状况要求着复杂的语义和结构，八十年代国内初吹西方风潮，一时多门学说并起，是否也教中国人在短期内处理了太多西方人的家事，而是否中国人终于还是比西方人懂得逍遥和平常中见真意，随着八九年这极具隐喻性的一年结束，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人终于又回到了烟火浮生，吃喝拉撒。王朔越来越流行，诗歌越来越冷门。小说由此兴，被世俗框住的部分诗歌则显出了过分的犬儒味。你难以分辨他们究竟是超拔出了精神的泥沼，还是惧怕了探测生活的复杂性而宁愿时时擦拭其表面，同时这又让人拿不准他们是否足够真诚。他们致力于消解神秘，点到即止，仿佛写完诗还要急急赶去赴一场宴。他们努力的消除不确定性，用诗歌来佐证生活，养育犬儒，却用大把的理论来撑这空中之阁。当然，理论完全可以说的非常漂亮，逻辑精确，但那和“写”完全是两码事，它们有时甚至彼此泄漏，诋毁。罗素有句话，“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决不会完全正确，但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满可以全盘错误”——这也是对自己的这些想法而言。这也许不是个诗歌的好时代，但仍有选择去做一个好诗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