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十议《持“语境观”并不代表真理在握》

虽然不算是什么新观念，巫鸿教授此书中通篇在强调的“实物不等于原物”观点，还是很有意义。但是Robert Bagley教授对他的批评也很切中要害，巫鸿教授在《美术史十议》第十议中的回应，则显得苍白无力。巫鸿教授把最主要的分歧说成是“研究古代艺术的‘意义’”（即在当时社会、文化、宗教背景中还原艺术的本意）和“***美学”的分歧，回避了Bagley教授对他“主题先行”和采用不可靠文献证据的质疑。事实上就算是“***美学”，虽然不提“意义”，但却很注重艺术品实物审美变化上的形式证据。而持“语境观”却并不代表自己已经真理在握。如果学术态度不认真和客观，反而更不可靠。以某种主题先行的“文化观”来释读前代作品，是极冒风险的事，自然也很容易误导人。

从Robert Bagley教授的批评和巫鸿教授的回应来看，至少在对周秦之前“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论述上，巫鸿教授在“实物”还原“原物”的路上走得还很不踏实。他强调古代艺术所处时代横向的社会、文化、宗教背景，提醒人们注意那些艺术的创作原意和背后的世界观，这很不错。但当他开始具体对古代艺术进行释读时，却因某些主观成见而排斥那些试图尽量接近历史原貌的努力和质疑，也未细辩那种后世才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纵向上的历史演变。比如他显然没有充分重视所谓“三代”礼制基本是在周代后期才开始进入文献记载，主要是被汉代董仲舒以后的儒生所强调。如果对文献经典稍下功夫，应不难看出儒生对周以前历史的“改写”痕迹，而且这种改写是愈往后愈严重的。

所谓的儒家“原始”文献中，早就被质疑窜入了不少汉儒的伪造，如古文《尚书•大禹谟》之类。只要读过王国维的学术名篇《殷周制度论》，就会知道周以前并未确定嫡庶之制，王国维在文中考周以前朝代没有“任人唯天”，礼法未定，故总是争乱不息。到周朝立国时痛定思痛，“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 周以前无嫡庶之制，无“君子（君之嫡子）小人（小宗之人）”之分，《尚书•大禹谟》言大禹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语，就被质疑明显是以周后儒生观念加之。

就算传世的“三礼”文献没有混进后来汉儒的伪托内容，其所论“礼制”也是由周朝始定，相对能可靠说明的也只是周朝的“语境”。实际上，“周礼”即使在周朝至少是在后期也并未被严格遵守，要不孔子也不会感叹“礼崩乐坏”了。“三礼”文献更多反映的其实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从外在的器型和纹饰上看，“三代”礼器和大汶口、良诸“礼器”倒是有着传承关系，但周朝时的礼法内容和大汶口、良诸社会已完全不能并论，大汶囗、良诸“礼器”焉能以“三礼”文献来说明其“内在分类”？殷礼夏礼究竟什么样，连孔子当年都只能“言”而不能“徵”，感叹“文献不足故也”，给后人留下了“杞宋无徵”这个成语。依据今天的考古证据，我们大致知道，早期以巫文化为核心的文明，是围绕“巫”与“天”的交流而建立的，而这和周朝才开始确立的强调宗法制度的礼教文明，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虽然两者间的实际变化可能有较长时间的过渡。巫鸿教授后来回应时辨称他只是从“三礼”文献中寻求“线索”，不管怎样，算是比言之凿凿打造“纪念碑性”的态度有了进步。

此外，巫鸿教授在《美术史十议》一书中，仅举了佛教艺术和现代艺术应该用打破地域概念的方法来研究，实在也是挂一漏万。跨地域的文化交融，从古至今都在深刻进行。更古的时代不说，至少晋唐以来特别是唐代几乎所有的中国艺术，都带有明显的跨地域文化影响的因素。巫鸿教授强调中国的青铜器和卷轴画是“独立”发展的，我觉得也只是皮毛之见。有中国特色并不代表没有跨地域文化整合。青铜文明源头何来暂不去说，晋唐以来，从诗词音韵及体例、音乐和文人画中的审美观变化，到唐宋陶瓷、元明青花瓷器中的中亚、西亚文化影响，跨地域的文化交融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远在持捍卫民族立场者的狭隘视野和一厢情愿之外。

附：

巫鸿教授收入《美术史十议》一书中的第十议

http://www.eywedu.com/Dushu/dush2007/dush20071116.html

Robert Bagley教授对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的批评

巫鸿教授对此批评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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