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续话《张东荪》

1949年后，张中行未再见过张东荪。

有一天再想起他，是因为翻《后汉书》偶然翻到第一百页——《孔融传》。

孔融看不惯曹丕强抢甄宓，便上书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这等于是在骂人了。

孔融不会“说话”，后来终于难逃杀身之祸。张中行因此想到“生存与说话的关系问题”，想到了张东荪。他说：“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的一位”。

我那时读书中《张东荪》这篇的时候，“张东荪”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似乎有点熟悉的人名。张中行先生写得简单又隐晦，我看着没有头绪。更不明白篇首要花那么多篇幅来讲孔融的故事。

后来明白了，不免有些痛心。

从新***建政伊始被定下扑朔迷离的“叛国罪”之后，张东荪的行踪便开始“迷离恍惚”起来。张中行写道：“在我的记忆中，他简直像是消失了。”并非只有他一人记忆如此，事实上，张东荪这个人，在49年之后，几乎就不再发出声音，好似被“屏蔽”了一般。同侪后辈，都离他越来越远。

而他，在民国年代，却是一位极为活跃的意见领袖。那时的他，不仅是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张东荪，也是积极透过报刊就公共事务发言、介绍西方文化的报人张东荪，甚至是参与政治活动并担任过要角的政治人物张东荪。

在民国大陆纪元彻底结束前一年，他还举着白旗，领着傅作义出了北平，风光无限。

49年1月，张东荪在西柏坡见了***。他是主张中国走美苏之间的“中间路线”的，结果与坚持“一边倒”的***产生了争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张中行所谓“快言快语，得天不厚”例证之一，也难猜测这件事在***心中产生的波澜，我只知道戴晴说，从这场争论之后，他似乎是“失望”了，也开始沉默了。

他与他民盟的朋友们也渐渐拉开距离。他的朋友们知道时代变了，言语做派便也随着变了，似乎只有他，还是旧时代那个倔强的样子，“洗澡”也不愿参加。

49年9月21号，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30号，选举产生首届“中央人民***”。***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主席——投票的代表人数是576，计票人员“反复计票”，还是少了一票。

据说后来***对他许以要职，他却婉拒，还是要做回燕京大学教书。

51年，他据说犯下了“叛国罪”，但罪名并不是法院判下的，而来自权威人物的口中。

顶着这样恐怖的罪名，他从此没有了社会身份，但也似乎没有遭到孔融那样的“杀身之祸”。大约是因为***很仁慈，要求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把他养起来。

而这些“大事”，张中行这样出世的人，都是不会有兴趣也不可能掺合的，他只是写道：“建国大典过去，知道他荣任了***委员。我是怀疑主义派，总担心‘一登龙门’，人家会疑为将有所求，于是就连问候信也不再写。又过个时期，断续听到许多传闻：他因什么而隐退了；由燕东园的小楼迁到成府一处平房；受保护的优待，不与垣外人交往；等等。这类事不便探询，渐渐也就淡忘了。”

张中行第一次见到张东荪，是1931年夏天。张东荪当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这年暑假来北大讲演。北大学生张中行看见教授张东荪穿“轻丽的长袍”，“身材不高，洁白清秀”，“讲话清脆，有条理，多锋芒”，是“罗素式的哲学家”。这年张东荪45岁，才刚来北平不久。

40年代后期，还是在北平，张中行开始与张东荪有交往。那时张中行听了张东荪不少上天下地的闲谈，也看出他虽身在书斋，却“不忘朝市”，不甘寂寞。张中行说他“评论性的意见多，附和性的意见少，给人的印象是个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

1949年后，张中行未再见过张东荪。

70年代末，张中行在燕园东门外见到张东荪的女儿（应该是物理学家张宗烨女士吧）。张宗烨做过张中行的学生，两人已30年未见了。张中行只见她眼直视前方，走得很快。张想拦住她，但想及“一言难尽的种种”，一时犹豫，再看时，张宗烨已进了燕园东门。

张中行写道：“就这样，同张先生的情况的消息也最后告别了。”直到80年代写下这篇文章，他仍不知道张东荪在1968年被逮捕进秦城监狱，1973年死在了狱中。

知识人凋零的惨痛，并非任何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