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里,老人开口便讲:“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教”。老人几乎一辈子吃素,最初的根底是佛学;可是这里老人把佛教放在了儒教的后面。就如老人在后面的口述里总结自己的那样:“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对于佛学是隔膜的。虽然看了一些佛学的东西,却实在没有摸到门径。在老人看来,儒家——孔子的学问,是用来调节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是身体力行的。佛教是能够改变你的思想的,而思想的改变又可以促进生命状态的升华。他举例说:把刀子刺到手臂上,便是孔子也要叫疼的;佛教徒就可以说不疼。我实在是怕刀子刺的,所以没有学习佛教的慧根。
我怕刀子刺,没有慧根,确实是人生的遗憾。不过,也有高兴的。老人说:“中国俗话、老话,就是黑脸人是好人,白脸人不好;***就是黑脸人,人好得很。”看到这里我真的乐了,原因是,我也是黑脸人,也觉得自己是好人。他誇***,我就觉得自己也沾光;于是,看老人的书便格外上劲。
老人在讲佛跟孔子的异同时说:“孔子、儒家总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他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人身上。可是佛家,他是超过人说话,他说来说去,归结点也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超过人的那个地方,所以好像他们是很不同。不过还有同的一面,就是‘无我’——没有我——‘而救世’,佛家话就是众生,众生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就说中国吧,……总是一生都在为大家奔走。”老人一生都注重社会实践,老人的一生是儒家的。
这样一个儒家的老人,也有最佩服、最要向社会推广的人,那就是伍庸伯先生。二十年代末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伍庸伯是总参议办公厅主任。为什么最佩服、最要向社会推广呢?老人讲了两个关于伍庸伯的故事:
故事一:***率军北伐后,梁先生去广东看望李济深和伍庸伯两个好朋友。一天他们三人吃完中午饭,到伍庸伯办公室,伍庸伯对他们说:你们随便坐,随便谈,我要休息,我睡15分钟。然后他就坐在一个椅子上,闭起眼睛就睡着了,睡了15分钟就醒来。老人说:“他说睡就睡了,说醒,15分钟说醒就醒。哎呀,我真是惊讶、佩服!这就是表明他生活自主自如。他是真正能够把他的身体、精神很统一,很能够自主,很能够自如,这个是很了不起。”
故事二:抗日战争时期,伍庸伯时任游击司令。有谍报人员说,敌人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可能就是来打我们吧?伍司令想一想,说,不是。大家将信将疑的时候,伍司令对大家说:你们警戒着,我要休息休息,便休息了。大家怕敌人来,想,伍司令就是休息休息吧,未必能睡着。有人到他休息的戏台上去看他,居然睡着了,睡得很熟。
老人说了这两个故事,感叹道:“他提得起,放得下,普通人提不起,放不下(老人笑)。它是真正能够在他的生命上自主自如。这个学问(老人又笑)不是书本上的学问,不是随便讲一讲、说一说的学问,这就是孔子的生活之学。”
对于这样的学问,老人认为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就是替伍先生,把他的学问、为人,我要介绍给世界,给后人。伍先生这个人,就我来看,我认为是一个纯正的儒家,脚踏实地的儒家。这个纯正、脚踏实地的儒家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他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自己郝颜了。大事上,我倒可以立马有自己的决断。可但凡有点心思的时候,都会失眠;情绪紧张、发急的时候,便满头大汗。可见,我不是儒家。
老人说:“高明的人通达无碍。……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我觉得,做个高明的人,还可以继续修行。要做个像伍先生那样的儒家,能够在生活上有那么自主自如的生命状态,对我来说,莫如礼佛!我是做不了真正的、彻底的儒家的。
哎,我不是儒家。
20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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