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苦住庵记周作人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 ——读《北京苦住庵记》

《北京苦住庵记》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山本英雄著，赵京华译的。这是一本关于抗战时期的周作人的传记式读本。

读这本书前，我们可以玩一个文字测试的小游戏。且看：

测试一：

“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着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着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

上面这段文字您读得还顺畅吗？好，下面是测试二：

“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共通课题：即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民族精神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喘口气吧！这一句可以读下来，你已经通过测试了。通过这个测试，想必你也会感到，译者的用力和认真，丝毫毕现于纸上。

上面的测试，是想把这本书的句法特点告诉你。如果你读来并不厌烦，那么，这本书你能看得下去。当然，如果你是搞周作人研究的，我也告诉你，这本书你一定要看，就是不忍卒读，也要硬着头皮看。因为这本书的资料性极强，诚如译者在后记里说的：

“《北京苦住庵记》一方面挖掘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围绕元旦‘狙击事件’和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来自日本方面的种种威逼劝诱，还有大东亚文学大会前后，日本各路文人、作家与周作人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等，作者在1970年代通过大量的史实调查和对日方仍健在的当事人进行走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的多数依然是目前中国学者所不知的。”

当然，也有读不懂的句子：“因此，作为价值源泉的民族遗产，仍然也非得用了例如‘生活艺术’的传统那样的观点，而不断的选取不可的。”这样的错误，尽管是极个别的，但是，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译著，出现这样的硬伤，是不应该的。不知道是该打译者，还是该打责任编辑的屁股。

我并不是搞周作人研究的，只是一个业余的好书人。我是由鲁迅知道周作人，进而喜爱他散文沉郁、厚重的风格，后来又执着地关注他的。对于周作人我有点自己的看法，几年前在《周作人的文化自觉 》里，说了出来。我以为，周作人的事伪，是他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与山本英雄的看法有交集，山本英雄在本书里也说：“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

中华民族有过几次外族入侵、占领统治的历史；但是，最终中华文化还是包容了外族的入侵，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因此反而发展、壮大了中华民族。中国的文人，对于自己历史的熟悉，对于自己文化和民族的自信，是别族的文人所绝无仅有的。

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 附记》里说：“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联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

他在《立春以前•十堂笔谈》里表达了一致的看法：“现今想说的只是为中国前途着想，这汉字倒很是有用，我们有应当加以重视的必要。这如说是政治的看法，也非始不可，但在今天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他于中国本身于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决定其价值，从其他标准看出来的评价，即使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也须得放在其次。”

山本英雄很看重上面两段周作人关于“政治”的议论，他分析道：“在被占领之下苦心思虑所发‘政治’性的宏大议论中，令人惊叹的是他那不曾影响本来思考理路之强韧的自重之心。……就是说，寄托于复古而获得再生之构想的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理想，引导他达到了如今的境地，……。”这样的议论，虽然有隔靴的感觉，当还正确。

山本英雄由此结论说：“国民革命分裂之后，又经过国共内战而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直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觉得，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周作人独自的思想抉择，确实具有一种必然性而贯穿沦陷下的生活。如果可以将问题限定在狭义的文学范围之内，仅就他沦陷时期的作品而言，的确保持了其固有的文学水准，这足以成为为他辩护的必要而充分的依据。可是，如果从他最终达到的文学观点来看，即前面所论述到的包含着‘政治性’而承受着浓厚的‘汉文学的传统’，事情便远非那么简单了。”讲到这里，山本英雄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朦胧暗示，即周作人的投降事伪，不光是文化的自觉，还有政治的自觉。

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是持反对的意见的。周作人在日伪时期，只要有可能，与之合作的刊物、杂志都是对日本占领者采取了不合作或消极抵抗的态度的。山本英雄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的事证，可以说明：维护汉文化是周作人的底线。因而，周作人在事伪的同时，也在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上，和占领者进行了曲折的斗争。就是山本英雄引用的上面两段周作人关于“政治”的议论，也还是他文化自觉的表现，远没有跨越到政治自觉的层面上。山本英雄这样的议论，我想，是很难安慰周作人“那失败的灵魂”的。囿于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山本英雄的隔膜和误读，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在我看来，周作人的事伪，有文化的自觉做基础，加上经济的压迫和政治的威逼，成了他这段历史的必然。

我以为，在对周作人的事伪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要对他行为的事功进行考察，更要对他文化自觉的动机进行分析。这样的批判分析才可能更加彻底，更加完整。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基因更加健康。这些工作，是我这个老年的业余好书人力不所逮的，只待有志的专业人士去完成了。《北京苦住庵记》是研究周作人不可或缺的资料。

山本英雄的结论是靠不住的，但他的有些意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0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