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输攻墨守和范式突破》

1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本书是想通过“对美国中国学与国内史学习用的理论前提进行双向对比和相互参证，试图探索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可能性”（P6），但全书更多停留在对史学成果检阅的层面，指出 “美国中国学和国内史学习用的理论前提”未被反思之处，却并没能就通过“中层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进入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深入探究，对论敌一味的指责以及对新社会史成绩近乎琐碎的展示，使这本书险些成为作品引介。

2 复原论和整体论

杨念群认为国内史学研究仍建立一些列未被反思的理论前提上，造成整体论和复原论两种面目。整体论是指国内学者对宏大解释体系的热衷，对历史起源论的迷思，也就是说对任何具体史实的解释都要在一个整体框架中找到原因，这难免使历史沦为某种目的论的叙述。在革命史学话语中，义和团是积极昂扬的革命斗争和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在现代化史学话语中，义和团则成了封建愚昧的典型例证——对同一史实的解释由于选择不同的解释框架，结论也就五花八门，恰恰说名这种目的论叙述的不可信任。

复原论则表现为乾嘉式傲慢，执着于琐碎考订，自以为是对真实的复原，殊不知看似价值中立的考证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了某种价值信念，而使所有考证成为对这信念的证明。乾嘉诸儒的史料处理最终是对经典真理性的维护，而中国当代史学构设历史问题的方式恰恰受此影响，譬如一旦史家将“义和团是封建的迷信组织”作为了信念，那么剩下的考订无非就是对这命题的佐证，而“义和团是不是封建的迷信组织”乃至“什么是封建”这些基本问题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为了克服大而无当和琐碎荒唐，杨念群引入社会学领域“中层理论”这一概念。问题在于，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出于对可能性和必要性深入考察之后拿出来的，更像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惯性，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所以“中层理论”。书中也并没有“中层理论”概念的详释；即使因为从另外领域移用而省略，也须对这种移用的合理作证明，仍然没有。“中层理论”的内涵空洞，那么在这一概念下，杨念群所给出的具体措施也就没有多少说服力：第一剂药是福柯“场景隔离术”，第二剂是生活史与社区研究（这似乎正是美国中国学的潮流），看上去有点像发烧就抓一把降烧药，西药治标不治本且不说，到底对不对症还未必，这么看杨念群更像个抓药房的伙计，兴许对产品都挺了解，但终究给不出医生的药方。不过第三剂抓的就不太靠谱了：增强中层判断能力；医生告诉你要注意增强体质，你怎么办？所以他就是个伙计。

3后现代和反现代

只在“大”和“小”这两个端点之间徘徊，看上去论证过于简陋，于是杨念群引入又一个维度。他认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仍然存在问题。费正清时代的“刺激-回应”说，不光同样有流于目的论之嫌，而且还有西方人看东方的他者视角。正如杨念群指责国内复原论的实证主义迷思时用的是波普尔的话，这次他请来了萨义德及其追随者。但是，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他并没有给出什么纠正措施，只是介绍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绩，他认为这些研究突破了以目的论和他者视角为特征的既有范式，足供国内是学参考。

这些研究，杨念群认为是后现代史学的尝试。他颇为这些一出来就遭受争议的研究感到委屈，他认为国内很多史学学者一听是“后现代”，便认为这些东西是现代化建设要不得的，实在是混淆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概念，批评错位导致这些研究没有得到应有地消化。

我觉得杨念群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但我的问题是，他对这一系列后现代研究的引入，是不是如他所说，能够克服目的论的叙述？他这样评价后现代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以强制性的手段希图重新建构中国本土文化和习惯，并极力把它纳入同质性的表达系统中时，后现代理论恰恰洞悉入微地审读了这种知识/权利运作的可怕机制。”（P234）这与其说是对后现代的展示和判断，不如说是叙述和建构。言外之意，后现代存在的目的在于解构现代生产下的权力关系，这难道不是目的论叙述吗？反过来看杨念群这整本书的论述，仍然处于这一目的论之下：他所鼓吹的新社会史就是要“避免使现代化拯救论处于独尊状态”（P203）——理论的提出已不在于求得准确（不敢写真实）解释，而进入了政治化的喧嚣争斗。这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心态，难道不是源于目的论的革命叙事吗？

考虑到此，也便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将将后现代理解为反现代（当然是现代性）了。反现代是目的轮的：反理性、反中心、反深度。而后现代的意思（我这是下定义吗？），也许是：没有理性、没有中心、没有深度，不是非此即彼的反对，而是要消弭那二元分裂产生的沟壑。后现代的研究如果如杨念群所言，“就是要关注那些构成国家对立面的‘他者’”，就是要研究理性、中心、深度的反面，那它不过只是僵化了的官方史的影子而已。

4输攻墨守和范式突破

杨念群引介的这一系列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之所以有效，似乎唯一的理由在于，他认为它们是对那个既有范式的突破——它们既不是目的论、整体论，也不是复原论，还不存在他者视角。

但事实上，他自己已经引述了黄宗智的话：“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念。它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义。”（P200）

现代化的目的论史学叙述和所谓后现代的非目的论叙述的交锋，无非是 “明确标榜的”不同“理念”的输攻墨守罢了，远远够不上范式突破的层次。因为它们都要在他者-中心之类的二元结构中打转。

把书再向前翻一页，可以看到德里克早已指出的一点，由于历史学无法构成一个唯一或主导的理论模式，也就不存在库恩在科学史领域使用的范式概念，“历史学作为所谓的‘科学’，从来都不具备自然科学解释所具有的范式转换的‘革命’效果”。显然，杨念群在本书中的革命叙事，失败了。

5 缘木求鱼

这本书对问题的指出是敏感和准确的，但是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有些缘木求鱼。首先，杨念群所标榜的后现代理念与学术活动本身就是难以合作的；此外，这些问题也许并不能够在学理讨论的范畴内得到解决。譬如杨念群不满那些乾嘉遗老，可遗老们压根不读这篇文章，更不会去读《后现代状况》，没办法构成学理讨论，不满只能沦为怨念。那种革命叙事的冲动在繁复而克制的论述中呼之欲出，究其根源，恐怕还是学术生活中太多的怨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