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乌有之乡@和谐封闭指南》

去年“柏拉图注疏集”丛书引进的《柏拉图的神话之镜》是本思路很独特的学术著作。在第九章，作者论述柏拉图的大西岛神话时顺便提到了《乌托邦》，做了一番比较详尽的分析：

*和大全划清界限，并建立一个构成性的、单一的统一体，这有悖于形象的规则。乌托邦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没有能力面对相异性的风险。乌托邦既无源于时间，也无缘于空间；既无法证明引导它的心智理式的统一性，也无法证明感知的多样性。乌托邦没有给我们留下认识教诲。因为，乌托邦混淆真正的交流模式（从一种相异性到另一种相异性）和虚假的替代模式（从一种认同到其自身的认同），因而无所指向。换言之，乌托邦并不属于模仿形象之列，而只联系模仿的模仿的表壳，既无灵魂也无血肉。至于乌托邦范式，在现代作家这里成了智术诱惑的一种回响，非但没有引导理式通往完全的光明，反而在假象的不确定阴影里抹消了理式，最终成为某种政治沉思的膜拜偶像。从此那些渴望一个面向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那些在阿马乌罗提的灰暗光线中不明白这样的世界只能永远封闭于一面黑暗的镜子之中的人，将永远梦想、幻想着乌托邦。

把《乌托邦》原作找来翻了一下，倒觉得这种分析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个美好的世界的确有些让人难以认同的地方：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各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城市之间最近的相隔不到二十四哩，最远的从不超过一天的脚程。

*建筑是美观的，排成长条，栉比相连，和街对面的建筑一样。。。。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都是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

*为使城市人口不过稀也不过密，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这个限制不难遵守，只需把一户过多的人口抽出，以填补人口不足的一户。

*凡想到另一城市探望朋友或是从事游览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摄护格朗特及特朗尼菩尔的准许，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去。。。。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

*在乌托邦，你不但可以看到通常的农活进行得多么仔细，使天然瘠土因人力加工而有所改良，还可以看到一整座树林被人用手连根拔出从甲地移植到乙地。

而在比较核心的“乌托邦价值观”那一段里，作者为这个世界所定的规则是：

*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地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自然——尤其是在前工具理性时代所称的由上帝创造的自然，与人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由此可见，在莫尔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都远较现代逻辑发达之后的观念内涵要灵活宽泛，或者不如说是模糊。因此，莫尔在这段文字中表现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上帝和理性之间存在的水火不容的矛盾，反而认为理性本身就合乎上帝的意志。“理性”与“自然”的统一使得他对理想世界的安排显得十分混乱：一方面，对人口和城市的规划调节在“理性”的性质上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至少这种对家庭人口的人工调配最起码不尊重基本的自然血缘关系，也没有把不孕症的发生概率计算进去——我有十个儿子，邻居有三个，就得把我的儿子算给他？而对居民在城市间的基本流动进行控制，这一招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严格地执行了，让公民不带介绍信就寸步难行，反正现在的旅游局长和驴友是绝不肯承认这是更高级的社会管理制度的。

社会学者可以说，这是由于莫尔生活在一个生产力很不发达的时代，他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和设计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这没有错误。但更深刻的乌托邦矛盾在于，莫尔理解的“理性与自然同一”逻辑中没有关于偶然和差别的内涵。人对衣着的不同嗜好，对旅游和迁移的兴趣，甚至生育数量本身，都是受偶然性控制的个体差异性表现。这是这些行为和现象的自然本性。这时再用理性的目的去加以规划，就恰恰是破坏自然的表现。比如，他认为是人就应该愿意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因为可以省去做饭的麻烦，又能享受美食。出于这样的逻辑，某些既爱吃又爱做的老饕在烹饪上找到的创造性乐趣全属异种特例，搞不好还会被诊断为心理疾病。这样，对于一种统一规划的世界构想，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种统一思维的荒诞与反自然。

于是，乌托邦的理想只能建立在其封闭性的基础上。一旦介入外界充满无限偶然的整体世界，这一切规划都会烟消云散。要满足这种社会的存在基础，只有“向上帝订购一批人，个个都是合你心意的”，愿意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大小的房子，没事老死也不出家门。所以生活在这个理想国中的人注定只能被封闭在这个岛上，让四面浩瀚的大海把自己与他者隔开。

这就难怪我们今日遇到的“乌有之乡”里的人如此痛恨“普世价值”，因为那根本就与他们精雕细刻的理想完全相左。

这些在网上经常发难掐架的怪人，在历史上倒并不是头一次出现。房龙在《宽容》中写有关于“再洗礼派”的那一章。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这伙人，既不能赞同过去的旧教义，也看不惯新的教规做法，索性躲在家中整日研读《圣经》，盼望新的天国早日降临。对于所有反对意见采取的策略就是背诵《福音书》某某章某某节，制造鸡同鸭讲的局面。搞得对手根本无法开口。

头脑正常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管这些疯子的。因为他们的特点，就是经文背得很熟练，但对现实问题的对策几乎为零。（比如他们似乎从来不考虑，在永远看不到偶像剧和动漫、禁绝欧美大片和流行音乐的前提下，到底有多少80后和90后愿意生活在一个毛时代的共产主义世界呢？）房龙记叙了十六世纪的某次“民主选举”使得这一派的领袖上台（看来民主有时也真的靠不住）导致的种种“新政”：首先是商店被抢光，因为要“均贫富”；其次是马路被铲成菜园，不劳动不得吃嘛；然后是每人都得接受“再洗礼”，背错《圣经》章节就要砍头。。。这样的闹剧当然不会比太平天国更有趣。最后忍受不了恐怖和饥馑的百姓逃出去求援，找国王的部队（幸好还有国王）把这些领袖消灭了事。

看来，乌有之乡的居民还是老老实实地蹲在他们的小岛上自得其乐的好。他们的与世隔绝，既能满足他们的幻觉，也能保障他人的安全。没人反对这样和谐的理想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