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忆旧集《家是你挂着帽子的地方》

代黄昱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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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杜鲁门•卡坡蒂（Truman Capote，1924—1984），影像竟总是先于文字从记忆的黑屏上冒出来，那两张经典肖像横竖绕不过去：

其—，1947年，二十三岁的卡坡蒂在蓝登出版其“第一部”小说《别的语声，别的房间》（这种说法直到2005年才被修正，实际上，新发现的《夏日十字路口》才是他真正的处女作，但他本人在世期间强烈抗拒提及此书，并宣称早已将其销毁）。在《语声》的护封上，卡坡蒂一身方格马甲，额头挂着刘海，斜倚在沙发上以眼神弑人。时任蓝登掌门的贝内特•瑟夫对于这帧肖像的宣传效果满怀信心，但他绝对想不到书还没出版，这张照片已经登上了《生活》杂志，且占去了整整一版。“那是杜鲁门自己张罗的，”瑟夫悻悻地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在后来的访谈中，卡坡蒂宣称自己很不喜欢这张照片，“但是，在商言商，我知道，这款‘吸毒成瘾’的造型对‘生意’有好处(good for business)。”

其二，1955年的《时代》杂志上，卡坡蒂与玛丽莲•梦露亲密共舞的照片令卡氏在“生意场”上的知名度再创新高。梦露在镜头前顾盼生姿，卡坡蒂似乎跟不上舞步，气喘吁吁、张皇无措的表情成了后人奚落其迷失在浮华世界里的铁证。他的朋友，作家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一看到杂志，就发了一张明信片给卡坡蒂：“乔伊斯的座右铭是‘沉默，流放与狡黠’，那你的呢？”

以上二者合力构筑了卡坡蒂的标准像：早慧的金童，跨界的明星，自毁的天才。追寻其生平，可以深入开掘的论文题目（论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社交界对文学界的干预及影响）和八卦线索（马龙•白兰度向卡坡蒂哭诉过什么？为什么卡坡蒂反对奥黛丽•赫本主演《蒂凡尼早餐》？），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卡坡蒂一生接受过无数采访，自己也采访过不少大腕，言谈间、书信里，总像是一不小心没把住口风，让大人物的名字从嘴边溜出来，随即羞涩地莞尔一笑。他津津乐道于自己给肯尼迪发贺电的逸事，随口形容温莎公爵夫妇是一对morons（低能者，性倒错者），描摹葛丽泰•嘉宝经过日光浴“美黑”之后，活像个死人——很快有人质疑，说卡坡蒂其实并不认识嘉宝。至于下面这句——“奥森•威尔斯邀请我在一部电影中演个角色，当然啦，我拒绝了”，研究卡坡蒂的专家大多认为，还是当成小说看比较合适。名导戈尔•维达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刻薄地戳穿过卡坡蒂，后者曾宣称与纪德在巴黎一道吃过饭。后来，维达尔无意中问起纪德：“你怎么会认识杜鲁门•卡坡蒂的？”

“谁？”纪德说。

谁是卡坡蒂？那夜夜笙歌的几十年里，恐怕没有人比卡坡蒂本人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言论是何等放浪不羁（“我是酒鬼，我是嗑药者，我是同性恋，我是天才”），他暗里还是对严肃文学圈里的排名耿耿于怀，却又不能不面对自己名下鲜有力作的尴尬事实。1959年堪萨斯州的灭门血案让卡坡蒂隐约看到了突破瓶颈的机会，他穿上粉红色的迪奥大衣，脸上挂着“派对动物”的迷离表情，奔赴凶案现场，开始长达六年的写作《冷血》的历程。如今看起来，几乎所有卡坡蒂的传记作者和研究者都把《冷血》看成了卡坡蒂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把这个事件当成剖析其分裂人格的最佳样本。人们拷问，这部由卡氏首创的“非虚构小说”，其一时纸贵的风头里，究竟有多少比例得归功于文本所标榜的“真实性”？而从人们后来陆续翻出的证据（比方说，有人详细比对了《冷血》最初在《纽约客》上连载的版本和后来单行本的版本，发现涉及基本事实的更改都有上千处之多）看，这种“真实性”或许应该基于某种更宽容的层面才能说得通。好了，深刻的问题一个跟着一个来了。这六年里，卡坡蒂与凶手之间，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情感纠葛，他的采访以及图书的出版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调查取证乃至最终量刑的过程……《纽约客》总编肖恩后来不是私下里感叹过吗——从自己手里发出《冷血》一文“实为终生之憾”。被“遗憾”掩盖的潜台词，肖恩不肯明说，身后却跟来了一群阐释者。2006年的两部电影——《卡坡蒂》和《声名狼藉》（Infamous）都围绕着这本书、这些问题作文章，将卡坡蒂身上最可争议的部分条分缕析，前一部赚到了几个奥斯卡小金人，后一部明知题材撞车——而且是高度精确地撞车，仍不肯放弃这戏码，硬是投下比前者更多的银子，强撑着一板一眼地唱完。编剧们很清楚，最复杂的卡坡蒂在《冷血》，那么，最简单的卡坡蒂——如果存在的话——在哪里？

《圣诞忆旧集》（A Christmas Memory）的中译本，总体设计——从装帧到译笔——也许换到卡坡蒂的任何一部别的小说，都不见得合适。素净，简单，甜美，契合收藏与送礼的特质，核心目标读者可以划定为：那些心灵需要滋养，但对文字的需求比《心灵鸡汤》更高端一点的人；那些对《读者文摘》式的故事抱有好感，却希望它们能用《纽约客》式的语言来讲述的人。说起来卡坡蒂大约也会悲辛交集，那部一直盘旋在他大脑里的虚构类巨作——以名流絮语为主题的“普鲁斯特式小说”《应愿的祈祷》只写了个开头就招来恶评如潮（所以他到死都没有勇气写下去），而那三篇仿佛随手写就的“应节小品”倒成了全美国喜闻乐见的经典。我翻遍了手头所有关于《圣诞》的评论，读不到一个字的诋毁或质疑。当然，正如一切没有诋毁或质疑的作品一样，关于《圣诞》，你也很难看到那些混乱然而刺激的东西。

我们能用最明晰的语言概括《圣诞忆旧集》：写童年，那个寄人篱下、物质贫乏的童年。时间（大萧条）、地点（阿拉巴马）均与卡坡蒂身世吻合，主要人物皆有所本（离异的、充满戏剧感的父母，天使般纯洁的老处女表姐苏柯，被苏柯感化的问题少年奥德），虽然也多少承载了一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缩影，但这些基本上被淡化到了构不成任何实质冲突的浓度，从而让小说更接近童话、散文或寓言，适合被选入任何意识形态系统的教科书。以小孩的目光描摹苦难，为苦难镀上玫瑰色的光环，这种写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催泪弹，何况卡坡蒂下笔也确实懂得拿捏分寸：

“可爸爸两样都有。他似乎什么都有——一辆带后敞座的汽车，更不用说法国区一座古老精致的粉色小别墅，铁镂花阳台，隐蔽的露台花园里点缀着各色鲜花，一个人鱼形状的喷泉喷洒着凉意。他还有半打，哦不，整整一打女朋友。像妈妈一样，爸爸还没有再婚。但他们都有执著的仰慕者，最终，不管情愿与否，他们走向了婚礼的圣坛，实际上，爸爸走了六次。”

进一步细分，《圣诞忆旧集》中包含的三个短篇分别发表在跨度不小的三个年代：1956年、1968年和1983年，几乎横贯了卡坡蒂整个写作生涯。虽然没有材料可以佐证，但居中的那篇《感恩节来客》似乎含有的虚构成分更多些，故事起承转合的套路也更显著一些。按照《纽约客》的说法，苏柯小姐在《感恩节来客》里的形象比cracked更crack-barrel。这两个微妙的词儿很难翻译，前一个接近于“热恋中的疯子”，后一个类似于“至纯至朴”。从情节看，她拯救少年灵魂的方式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照亮了冉阿让一生的那位教士，始终怀着一腔“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基督徒信念。戏剧感一增强，散文特色就相应减弱，“天成”的意味也就少了。有人指出，当时的卡坡蒂与戏剧界、电影界正处在蜜月期，“每一个字都有改编版本”，于是，受潜意识驱使，哪怕将笔落到他最魂牵梦系的“阿拉巴马童年”里，也沾染了些许表演的痕迹。这说法稍欠厚道，但更诛心的揶揄还在后头：“虽然卡坡蒂在他的那些关于童年的作品里饱含深情，但从他的书信里看，他对青少年的同情心可并没有延伸到生活里。”论据不仅是卡坡蒂从未结婚生育，而且时不时地难以掩饰对儿童缺乏耐心的暴躁脾气。某次，他向友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半路上如何跟两个小女孩相遇，如何一言不合就跟她们“开战”，甚至“恨不能把她们俩的小脑袋撞到一起去”。与此相比，比较有意义的文本分析，倒是研究这篇发表在《冷血》之后的《感恩节来客》，是否借奥德的形象隐喻了《冷血》中的两个罪犯，卡坡蒂是否希望通过“纯真版《冷血》”传达他的乌托邦救世梦想：设若佩里与迪克在犯罪之前，也能遇上苏柯那样痴纯的灵魂导师，那么，血还会继续冷下去么？

无论如何，只要事关杜鲁门•卡坡蒂，读者与论者似乎都习惯于追问一句“真”与“假”的问题，习惯于站高一层台阶，审问这位以自恋和做作为标签的名流作家的内心。让我们来默念以下这个绝无可能验证的长句吧：假如卡坡蒂不是卡坡蒂，假如他没有那么多声势浩大的矛盾言行，假如他不是既热爱说谎又热爱哭泣，假如这些不构成一枚角度诡异的镜子，那么，镜子里的阿拉巴马，那些充满了炭火、鲜花和水果蛋糕的圣诞节，还会不会闪现如此晶莹的光泽，让人品味出如此忧伤的讽刺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发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之后，卡坡蒂本人就接过了狄更斯的流动红旗，成为圣诞节的新代言人。我们大可以继续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看看卡坡蒂在访谈中如何发表他的圣诞感言：

—想到圣诞先想到什么？

—蜡笔。小时候没钱买礼物，就用蜡笔画装饰壁炉。那时圣诞节真是好时光啊，这快乐直到我十二岁上寄宿学校才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有好多次我就只能在学校里过节了。不过……呃……我想，那十二年的记忆，已经足够支撑我的余生啦。

—家在哪里？

—家是挂着你帽子的地方。

—爱是不是意味着一切？有爱就够了？

—是啊。问题是，你得一直找它，没完没了地找。

—那么十二岁以后的圣诞节呢？

—让我想想，我在瑞士和意大利都有过圣诞经历……对了，有一次在纽约，那时我刚到《纽约客》上班，口袋里没几个钱，但我还是攒了一点给朋友买礼物。平安夜我出门，回来以后发现公寓被人撬了，洗劫一空。节还是要过呀，于是我们就着玛琳•黛德丽的唱片喝红酒。那是一个很南方的圣诞节——是我到了北方以后过到的最后一个“南派”圣诞——我们吃各种各样的炸鸡、馅饼和蛋糕。我什么礼物都拿不出，但没人介意，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件礼物。

—最可怕的圣诞记忆是……

—欧，那是在列宁格勒。真是冷得可怕呀……好象突然间，某晚就成了平安夜，某教授拉我去吃饭，居然走了三英里，到了饭馆我根本动弹不得。他要了撒上红胡椒的特制伏特加，天冷得让人只能将这暖洋洋的玩意一口灌下去。当时有个糟糕的乐团，我只记得听到《晚安女士》时已经不省人事……再后来是夜总会，蓄着脏兮兮的大胡子的人在跳俄罗斯舞，酒又来了，这回是无与伦比的俄罗斯白兰地……那可怜的教授把我弄回饭店，我不晓得怎么的，居然把窗户全打开……第二天醒来，整整一屋子，床，椅子，地板，全积满了雪……二又二分之一天之后，我走出房间的时候活像个住在雪山里的穴居人。穴居人直接住进了医院。肺炎。医生说，但凡不是我身体里灌满了白兰地，早就给冻死了……

听到这里，记者顺势恭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可爱的圣诞故事。卡坡蒂浅浅一笑，阴柔然而机警地接了句广告词：“是啊，甚至比《一个圣诞节的记忆》更可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