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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一个平庸皇帝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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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6 09: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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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口气看完这本书的,咸丰皇帝的一生经历了天朝的完全崩溃,他的一生用平庸二字足以概括,在内太平天国运动,在外第二次***战争(英法),都让这位饱学儒家经典的皇帝的生活没能得到片刻安宁,因为他是“神”,他的无能不能表现出来,庄严的礼仪下装出来的强烈自尊掩盖不了内心的虚弱,凡人的他走不出紫禁城,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所理想的无非通过儒家传统和祖宗制度恢复天朝的昔日辉煌,那是他生活的环境决定的,在当时理想和现实完全脱离,形势严峻,残酷的事实打破一切最初美好的愿望,责任感只能使他自己备受折磨,平庸的他陷入了无尽的深渊,因而他厌倦繁重的政务,逃避到后宫中寻求能力的证明,内外交困的现实使他在而立之年就离开了人世,或许他只是错生了皇帝家,原本可以好好做人,却要装神,特别对于能力平庸的他来说,那太残忍了。

好书,写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值得推荐,茅先生的书本本是经典。

读好书可以很清晰地重新认识那段不幸的历史,(记下读书笔记):

清朝不像明代的昏君那样完全不上朝,而是个个都励精图治(部分由于清朝制度造成的),咸丰皇帝最初也想励精图治,他自小跟随着上书房的杜受田研习孔孟经典,平静的上书房实际上与硝烟弥漫的战场无异,奕詝得到老师密授机宜,以孝道来对抗才识,以仁义来反击武功,仁孝是儒教首要提倡的,道光皇帝选择了秉性和他相近的奕詝作为继承人,可是上位的咸丰接手的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道光末年,步入老年的道光,贪图政治平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新皇帝广开言路,但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然而问题就处在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如同以火救火,理论和实际相背离,官员们纷纷称赞圣旨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对于***战争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士大夫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再次用忠奸来判断,共同的毛病——对儒家经典引经据典,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咸丰皇帝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价值取向却受到几乎全部士人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上帝”之祸: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本非为求知,为个人情操的升华,而是非常功利,读书->做官,不然那几本哲人眼中充满哲理,凡人眼中十足乏味的古书,怎么会引得那么多凡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至中年甚至老年孜孜不倦地苦读?洪秀全三十岁未中一个秀才,1836年他在广州街头得到一本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这一蹩脚小册子,在蒙昧的社会里,迷信比科学更有力量,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在洪秀全手中已与中国的儒家传统和民间宗教嫁接,到了杨秀清手中又与巫术相连,洪秀全、杨秀清自金田起义,杨秀清以东王、正军师执掌太平天国的实权,洪秀全有如精神领袖,杨秀清这位年仅27岁未曾读书据说不识字的农民儿子,在实战中显示出高于清方将帅的非凡军事才能,他在这一时期制定的《行军总要》,被后人视作中国近代优秀兵书之一。迅猛发展的造反浪潮,咸丰帝坐立不安,他一直在发怒生气,一直埋怨前方将帅不肯用命。可他并没有新的招术,其频频出手的王牌,仍是罢官、换马。勤政的咸丰帝看不到出路,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官稀命。拼命做官,无心做事。见利竭力钻营,见难弥缝逃避。咸丰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

咸丰处于困境之际,曾国藩挽救大清朝天子第一好忠臣,带出了堪与太平天国对敌的军队,湘军:军官“忠义血性”的儒生,士兵,为了防止溃兵滑勇把种种恶习带入湘军,曾国藩强调募集边僻地区的山民。湘军的成功带给咸丰越来越多的猜忌,咸丰从来就缺乏知人善任的本事。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咸丰帝只得将救急的目光聚焦在曾国藩身上。湘军帮助镇压太平军,解决了咸丰帝极为头疼的兵力不足的难题,另一问题又凸现在其面前,军费问题。国库空虚,为了救急,咸丰帝在财政问题上只能听任臣子们的摆布:1、官兵减俸减饷;2、打开捐例,卖官鬻爵(主要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3、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行厘实际上就是商品过境税,坐厘实际上就是商业税。国家的财政主要依赖于农业,厘金则是商税,虽说历史不能重演,如果明清两代能有合理的商税,国家从日益扩大的商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是否会对商业采取保护或扶植的政策。但这一时期出台的厘金,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商人而填弥巨额军费空洞为目的,失去了合理性,厘金是一种恶税。但对于各级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这一变动,完全颠倒了原来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地方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和自治。

太平军军队,保卫天京,北征一支,西征一支。战局的变化,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同样为了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北征就处于第三的位置,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气候是这支北伐军最大的对手,在曾格林沁的围剿下,北伐军被消灭了。北方胜利了,但主战场,长江流域出现了军事危局,战局不利,却咸丰只能换将,换了无能之辈牵制湘军,江北、江南大营俱破,太平天国达到最盛时期,但咸丰的好运气来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利斗争。天京的内讧,对于懈怠政务的咸丰也是一个刺激,他陷入胜利的狂想之中,但每次都无法美梦成真,太平军在李秀成和陈玉成青年将领指挥下,再次走向振兴。希望值越高,失落感越大,咸丰心理失衡的状况可以想见。

咸丰帝面对造反起义,心力衰竭,心中似乎已求偏安,他一放手,责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调,勇要自己募,饷要自己筹,朝廷是一点儿也靠不着。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对等的,既然皇帝不尽义务,权利也同样受到侵蚀。

面对外患,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战争,英国和法国入侵中国,俄国和美国趁火打劫。对于这场战争的到来,咸丰帝毫无知觉,一点未作准备,他受了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的蒙蔽。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咸丰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讲究的是“义”,只有小人才注重“利”。中国皇帝最担心的是对“礼”的破坏,“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这真是惊人的误国之举,咸丰帝竟然以现实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换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国家利益”。(丧地事小,丧礼事大)

礼仪之争: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礼”的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对应的概念,它表示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

火烧圆明园,大炮的轰鸣是最有力的外交辞令。在一个强权的世界,谁也不否认这一点。驻守大沽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奉旨不得首先开战,英法联军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登陆,等待英法联军登陆完毕,僧格林沁见军情危机,欲决心在大沽拼死一战,则北方唯一的精锐部队将被耗尽,咸丰皇帝知道僧格的脾气,立即派人带了一道亲笔朱谕,让僧格林沁若见势不利,立即带兵逃脱,以能最后保住北京。大沽炮台,在此次战斗,没发挥任何作用,英法联军进据无人防守的天津。皇帝北逃,留下了亲弟奕(欣)维持残局。僧格林沁的精锐部队(如同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所见),蒙满铁骑(守卫皇城最后精锐部队)或许也如他们的祖先那般骁勇善战,平原大地上他们曾经是所向无敌,但如今他们已然脱离了这个时代,英法联军的炮火在此(平原大地)为他们的悲剧谢幕演出轰鸣着,在现代化枪炮和军事技术的绞杀下,勇气和无畏显得苍白无力和无奈,统帅晚清的重臣僧格林沁不知那时在想些什么,而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又在想些什么。北京城被攻破了,圆明园被强盗们抢空又放一把大火烧了,昔日金碧辉煌的圆明园,今日以成了一片废墟,风轻轻吹着,乱石衰草在夏日中也透着一种凄冷。

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人和美国人也趁火打劫一番,《中俄北京条约》中国损失了超过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在那丧地事小而丧礼事大的咸丰在热河得痨病病死了,即位的是童年的同治皇帝,这位生前事事不得到敞志的倒霉皇帝咸丰临终前的政治安排,在其尸骨尚未送到北京前,已被推翻了,肃顺被诛、奕柄政后,清王朝的政策开始调整,到后来,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客观局面。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合适他的位子。如果能够找到它,占有它,那是人生的幸事。与此相反,一个人占有的位子,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那是一种痛苦。同样痛苦的是,一个人坐在他才力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咸丰帝奕詝就是后一类不幸的人。

小结一下:

咸丰皇帝一生在痛苦中活着,那种身为神的强烈责任感使凡人的他背负着天朝的命运,或许他掌权之前有过美好的愿望和憧憬,饱学儒家经典的他继承了道光皇帝留下来的烂摊子,平庸的他努力地装扮着神的角色,政治腐败、国库空虚、社会动乱、内忧外患,一切都超过他的能力控制范围,并且如同被“囚禁”在紫禁城的最高统治者不仅看不到外面世界,就连他任命的臣子也都为保自己的官位欺瞒着他们的主子,直到北京城陷入危机,火都烧到面前了,可怜的皇帝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当空虚无力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如此强烈地相遇时,咸丰皇帝内心剧烈矛盾和失落感使得他不断地逃避现实的责任,将自己封闭在紫禁城的牢笼里,用酒精和女色来麻醉自己,对于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对于他(天朝上国的统治者)那算不得什么,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位和地位是否安稳,才会出现以礼治国的大清朝与国外列强签署不平等条约时连国家都快没了总在计较那些个可笑的体统和礼仪。

传统的历史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事实和观点,它可能也在忠臣和奸臣那里纠缠不清,然后就让我们去背那些个生硬的时间和事件,将事件和悲剧简单地归结到帝国主义列强上,对自身的问题总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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