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死的幽灵学《原初状态、意识形态批判，或将自由进行到底？》

原初状态、意识形态批判，或将自由进行到底？

——评吴冠军的《爱与死的幽灵学》

吴彦

一、从现实世界返回到“前语言状态”

吴冠军的新书《爱与死的幽灵学》由各篇探讨不同主题的论文构成，从甘阳的施特劳斯，巴特的新教神学到邓正来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从西方学术传统，大众文化到当下中国思想的论争，涉及之广，让人目不暇接。然而尽管本书由这些针对不同主题的论文构成，但本书的意图却非常一致，只要我们刨开所有这些现象批判，即可发现贯穿于所有这些不同论题中一个核心问题和理论关注：即在当下世界，意识形态批判是否可能？文本无意于纠缠于吴冠军所面向的那诸多意像，而仅只聚焦于吴冠军的这一问题意识以及他为这一问题所提供的回答：自杀性的哲学-精神分析实践，即作为纯粹对抗的激进实践。而这正是其所谓的幽灵学的真正意涵。[1]

意识形态批判是否可能，它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康德式的提问。吴冠军所遵循的拉康路线为其提供了一个类康德式的回答——“我们所处身其内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经由语言编码后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2]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语言符号秩序（世界）是一个经由人自身而被建构起来的世界。既然是被建构起来的，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个未曾被建构起来的时刻，即一种原初状态的时刻，一个前意识形态的，前语言状态的时刻，或附带一种伦理含义的话，就是一种“真实的状态”。从非本真的状态返回到本真状态，从“人为”的状态返回到“自然”的状态，就是吴冠军所谓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必要且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这一思想的构造可以说是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核心主张。“面向事情本身”，“前反思状态”，“前语言状态”，诸如此类的表述都包含着此种思想构造的基本结构——原初状态-建构状态。可以说这种思想构造的基本结构正是康德哲学持续影响的结果。在康德那里，认识的可能性被限定在先天感性要素（时间与空间）和先天知性要素（范畴）的框架之内，后康德主义的哲学进一步弱化了先天的意涵，而将其改造成更具后天构成的意涵，先天要素被代之以语言、符号等等要素，并将语言、符号再追溯及于社会本身，诸如此类的策略。但是，其思考的基本框架并未被改变，即现实世界/感性经验世界永远还是被作为先天要素/语言/符号的被构造物。而正是这一思考的基本框架为立基于“自由”的批判提供了“入口”——被构造的世界只是所有诸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既然是一种已然的“定在”，一种针对“自由”的“不可能”，那么其必然就是一种已然的“暴力”，并且与自然的暴力相对，它是一种被构造起来的暴力，是一种人为的暴力，既然如此，那么它就是可以被消除的，一种可以通过人为将其消除的东西。而这正是吴冠军提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和预设。

既然问题已经被设立起来了，那么如何来解决呢？在吴冠军看来，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冲破那道被编织起来的网络，一道人们自愉自乐的无所意识的屏障，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无知，看到他们的被支配，让他们体验到创伤，总言之，就是让他们返回到他们的原初状态，那个人的“本真状态”。然而，意识形态批判本身正是凭借“语言”来进行的，如何可能依凭X而去取消X呢？在吴冠军看来，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自杀性的行动，即以不可能的批判来进行批判，一种无限的批判实践。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西式的医治之方，一种对抗式的医治之方，对此之方的恰当性和可能性，我且暂置不论。而仅只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于吴冠军所设立的这个基本思考框架，即所谓的拉康式精神分析哲学。

二、前语言状态、纯粹的空无或自由

通过上面的分析，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吴冠军所立基的这个思考框架本身——前语言状态-语言符号秩序——是否可能正是其所批判的符号构造的一个产物。如果这一思考框架本身是话语建构的结果的话，那么又如何可能根据这套思考框架来冲破这套思考框架呢？显然，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真正不可能的一种实践，并且也正是意识形态批判所立基之基础的一个极限，即只要是“定在”就不可能的限度。也就是说，这是吴冠军整个意识形态批判所不可能触及到的昏暗之地。因此，下面我将聚焦于康德-拉康传统所建构的这一思考框架，以便查明其基本的性质，从而以此为基础检讨吴冠军之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关于这一思考框架，我们可以在其他诸多地方找到它的对应物，例如，在政治哲学中，对应于“自然状态-政治状态”，而在中国哲学中，则对应于“道-万有”，其基本的思考方式就是从“无”到“有”，从作为纯粹之运动的“being”到作为being之诸限定的“beings”。但是，在此，吴冠军所设想的这个思考框架在如下两点上具有特定的意涵：（1）关于这个对立的两极，存在一个价值或优劣的判断，也就是前语言状态是本真性的状态，而语言符号所建构起来的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世界；（2）前语言状态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对它本身是没有任何规定的，可以说它就是那种作为纯粹之运动的being，它可能生成所有可能的beings。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考察这两点。

首先，吴冠军之所以会在这两者（前语言状态与语言符号秩序）之间预设一种价值判断的根据在于其本身所秉持的一个基本价值信念：即自由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人本身就在于追寻人之自由。自由是人的唯一天赋的本性。这明显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主张，也是自启蒙运动来的一个基本信念。自由的主张就要求破除所有可能的支配，无论是外在的支配，还是内在的支配，无论是明显可见的支配，还是隐没的潜在支配。人之为人就要使其自身成为自主性的存在物，一个不受所有其他非自身的东西的支配的存在物，人只受其自身的约束。在此意义上，哲学的批判就不仅仅只在于批判那些明显可见的约束，还必须深入到那些不可见的约束，尤其是那些人们自身无意识地去接受了的东西，揭示这些东西并对其正当性加以质疑正是哲学批判的意义所在。显然，吴冠军的任务也正在于此。

因此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前语言状态与语言符号秩序”这一思考框架是以自由为目的的，同时也是以绝对自由为前提的。那么人是否真的拥有这种自由？显然，这个问题不是我在此所能加以回答。康德曾经认为我们无法获得关于自由的知识，只有在实践上自由的实在性才被证实。但是，吴冠军如果要进一步推进他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思考，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自由问题首先是以一个神学问题开始出现的，即关于上帝之自由的问题。其次才被转化为一个关于人之自由的问题。人取代上帝是现代性（世俗化）之一个重要纬度，我们如何可能将这一思想史问题作为一个本身不被质疑的真理来加以对待。因为我们在中世纪的思想世界中看到，自由是有等级秩序的。上帝之自由作为绝对的自由，即作为纯粹的运动，作为being，它可以延生出所有的可能性。而人只是上帝与天使（或纯粹的理性存在者）之下的一种存在，其being是受到其形式（即理性）限制的，人必将以特定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人之存在或由人所组成的生存秩序（家庭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也必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建构起来，尽管在这种生成的过程是存在着自由的创造，但这种自由却仅只是相对的自由，相对于人之内在的构造（constitution）而言的自由。（如果我们在此意义上来重新思考康德的自由哲学的话，即在整个存在秩序中思考人之自由的话，那么或许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那些后康德的哲学家的自由哲学观念。）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绝对的自由只属于纯粹的being。人作为一种特定的being，其being之路必定是预设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语言符号之建构必然内涵着一种内在的being之路，而所谓的前语言状态多少仅仅只是一种构想的结果。如果自由与想象力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前语言状态，甚或说在此建构起来的“前语言状态-语言符号秩序”这一框架本身正是想象力的结果。

三、将自由进行到底，还是什么？

对于吴冠军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思考，让我们回到了一个仍具首要位置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人是否拥有自由？何种意义上的自由，多大程度的？人的目的是自由吗？这不仅具有哲学的意涵，而且具有政治的意涵。正如吴冠军在他书的结尾所提出的一个针对甘阳之“通三统”和邓正来之“中国法学理想图景”的判断：“对于邓正来来说，最偷懒的道路，便是走类似甘阳‘通三统’之路..最艰难的道路便是在‘何处去’之问所指向的空地上，重新创造一个真正激进的‘理想图景’”。[3]所有这些言论正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信念：人类世界之所是是我们之实践创造的。否弃所有可能的道路，而仅只代之以实践本身正是吴冠军为我们提供的方案。因此，在吴冠军看来，他的道路就是：将自由进行到底。

那么，这种自由真正可能是我们人类所应追求的吗？如果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本身内含一种趋求绝对（自由或上帝）的倾向的话，那么这种自由之诉求是否正是这种倾向本身的一种表现。如果说绝对的自由只归属与上帝，而人作为有限的存在物仅只拥有在其本性范围之内的自由的话，如果人除了自由之外还有更多的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的话，那么仅只以自由为最终目的的意识形态批判所建基其上的那个基本理论是否可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自由观念在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表现——政治的意志论。并且也已经体验到了这种政治意志论如何生成各种现代学说或与各种现代学说相依傍——道德的怀疑论，法律的实证主义。现代世界已经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自由的学说（话语或意识形态）。如果吴冠军的意识形态批判能够反身自击，追击其自身秉受的那种基本信念，或许就不仅要重新思考其立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也必然被迫转变其基本的策略（西式医治式的批判）。或许，其基本的症结所在正是自由的基本观念，而这也正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症结所在。

因此，从对自由的哲学反思返回到宏观层面上的政治思考的话，可以这样认为，吴冠军为我们所提供的“向何处去”的方案多少是成问题的。我们无法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存在。中国只可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向前走，我们仅只置身在一个为我们自身之beings所设定的一条“道”上。这条“道”不是所有可能的道路，它是已经在时间流中被踏出来的，所谓的“绽开”只有在这条被已经踏成的“道”的“道-理”上被进一步拓开。我们处在一个不是绝对自由，也不是绝对不自由的“道”上，它的自由正在于它的“道-理”上。我们将往何处去也必将是在这“道-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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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第39，34页

[2] 同上，第5页。

[3] 同上，第394-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