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我争取从此做一个正常的人。”》

这是“我”在小说最后写给自己心理医生的话，我对《人寰》的解读从“正常”二字开始。

显然是因为经历过非常态的人生，此处的“我”才那么迫切地想要回归正常。《人寰》实际上是一个交织着政治、情欲和人性的故事。反右期间不谙政治的父亲为求自保甘愿替贺叔叔捉刀，“我”一方面为父亲不甘一方面对贺叔叔产生爱慕。因为做贺叔叔的傀儡，文革中父亲给了他一耳光，却在文革之后因为这个耳光带来的愧疚重新做起贺叔叔的枪手。同时，“我”不断“勾引”贺叔叔，是真爱但也是潜意识的报复——父亲受制于贺叔叔，贺叔叔受制于“我”，但贺叔叔始终没有回应。当父亲和贺叔叔都渐渐老去，“我”来到美国，找到一个舒茨教授，他能给“我”爱和工作，但最终“我”选择离开，“我争取从此做一个正常的人”。

从反右到文革，最混乱和疯狂的年代才能生成这样荒唐的故事。但仅仅将矛头指向时代是不公平的，严歌苓在这里揭露的其实是人性的软弱。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乞讨。父亲向贺叔叔乞讨，“我”向舒茨乞讨。既然乞讨那就别再奢求尊严。所以隐姓埋名多年的父亲最后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当他最终放弃随作家代表团去美国时说，自己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人，没有作品的人又怎么称得上作家。不是作家也就没有资格随作家代表团赴美。“我”最终想要摆脱的就是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因为施舍者的卑鄙，更由于乞讨者的软弱。父亲一角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极软弱的，那两只一紧张就以外侧支撑地面的脚正是这种软弱和局促的象征。他是那种真正心无旁骛只懂得文艺本身的文人，对政治没有一点判断力，不得不仰仗贺叔叔。但他又有旧文人式的自尊，所以做贺叔叔的枪手实际上让他非常痛苦进而产生矛盾。所有的文字都是自己的，所有的文字又都不是自己的。这种矛盾使他给了贺叔叔一个巴掌，这种矛盾又使他在给出那个巴掌之后异常愧疚，于是继续暗中为贺叔叔写作。在自尊和歉疚间的摇摆不定使父亲的形象越来越渺小。而“我”极力想要摆脱的正是这种奴性，所以“我”背着舒茨给其他大学寄求职信，两人合著的书，“我”也不要他去掉自己的名字而独独留下“我”的，当“我”知道他决定以辞职来成全“我”的职位时，“我”终于选择了逃避。“我”不要这种因为那次半强迫性质的***换来的“主宰、恩典”，尽管舒茨和“我”都渐渐地动了真心。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中美文化差异的问题，这不是冲突，而是美国人根本无法理解过去四、五十年里中国人的心灵到底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当“我”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的时候，“我”才能真正抛却心理上那由于非常年代而带来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