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对何炳棣先生颇不友善,先是讥讽他一门心思专想出国,后又写他任联大助教在图书馆工作时对学生非常之凶恶:总是这个不能借,那个不能借。
读罢此书,却觉得何炳棣先生致力于出国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正如书中他自己所言,在当时的环境下,出洋留学是最好的出路。
不知是悲观还是咋的,与蒙文通先生在《治学杂语》说"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做何用”不同,我总觉得就史学、就国学来说,恐怕现在、将来都不会再产生像20世纪初那样的大师了。正如胡适所说的,那个年代的人身兼两个”我“,一个是中国的“我”,一个是西方的世界的“我”。
如果看过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不妨注意一下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何兆武先生在看完何炳棣书后在《上学记》中也记有胡适并引用了何书之一段,可惜,引用却有些错误。原文是,胡适说“陈寅恪就是记性好”。不料,在《上学记》中却成了“雷海宗就是记性好”。-----这个小小的例子大概可以附及“原始资料”、”考证“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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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09:39:53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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