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愤青岁月《“红老外” 的“愤青”岁月》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佳杰思游走在东西方，除了在记者生涯中作新闻报道之外，热爱写作的他意犹未尽地写起了自传体小说《我的愤青岁月》。在中国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的佳杰思是个“红老外”，昨天，他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年轻时非常喜欢***

一见记者，佳杰思从背包里掏出一本随身携带的翻旧了的外文版“红宝书”，带着孩子般的得意说：“我的经历特别有意思，工作以外，我还有很多别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年轻时我非常喜欢***。”

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着迷共产主义，那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深信自己至死都会像一个革命者。“虽然现在我觉得生活应该轻松，应该娱乐，不要太严肃，但年轻的时候一腔热血，又非常‘死心眼’。”

自12岁的小小年纪，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他从身为自由摄影师的父亲那里发现了一本被西方人称为“毛圣经”的《***语录》，便成天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中学大礼堂里时，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些的，则叫我‘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现在距外祖父说那句话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佳杰思也走过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国家，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经历了许多文化冲击，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期间，中国人的确征服了整个世界，不过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

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

自1986佳杰思年在中国呆了一个半月，1997年他终于能够如愿长驻在中国，期间生活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刚来中国的时候，他的中文名“佳杰思”常被听成“佳洁士”，引起一阵善意的哄笑。“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有一种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对待陌生人总是冷若冰霜。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印象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渐渐习惯了中国人的“随意”和“散漫”，甚至回到德国会不太习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重新适应家乡德国的环境。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

而更“中国化”的一点是，他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因为他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我们的两个女儿同时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长大，德语和中文对她们来讲都是母语。”佳杰思说。太太是四川人，所以他还是四川人的女婿。这使他能够以一种不同于普通外国人的特殊眼光来看待中国。他入乡随俗，“既爱上了这里的美食，也理解了这里的人们待人接物的随和与随意”。

曾为北京奥运做过宣传

在该书所写的故事发生后，他重操旧业，回归了普通的记者身份。“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赶往灾区采访。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各种灾难惨状，与此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无名英雄。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解放军和特警部队热忱真挚的精神，采访途中，他们主动招呼我和我的同事搭乘他们的船只和车辆。”

他为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工作做了大量报道。“当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致辞中说到‘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时，我也是坐在鸟巢中的一员。当然，我的报道关注更多的是奥运会给中国和北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007年《我的愤青岁月》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好评如潮的同时也有人批判这本书有过多关于爱、性等等个人生活的东西。对此，佳杰思的解释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跟我其他生活连接在一起，有我真实的情感，是不可以分开的。”他认为，这本书不仅反映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叙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及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挣扎。

对话

从“愤青”变成“小资”

广州日报：为何在12岁的时候就对“红宝书”感兴趣？

佳杰思：在西方那个年代，年轻人常常想跟老一辈不一样，反对一切的束缚和陈规，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一开始去了前苏联，但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

广州日报：您如何理解“愤青”这个字眼？

佳杰思：按我的理解，“愤青”包含很多意思，愤怒、激情等等，这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那时候生活在我们眼里黑白分明，比如认为美国不好，资本主义不好，父母的想法不对，我们举行很多游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当然，有了一些经历后，我知道生活很复杂，是多面的。我不会再重复那样的岁月，但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青年，我不会为那段“愤青”岁月遗憾。

广州日报：书中您也描述了中国特色的“小资”，您怎么看待他们？

佳杰思：“小资”与“愤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词，“小资”翻译成德文有点贬义，就好像在我们年轻时候的眼里，父母就是“小资”，他们买高级汽车、大房子，除了生活安逸，没有什么追求。但是我知道，对于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小资”还是有些不一样，他们穿漂亮的衣服，看新潮的电影，吃时髦的饭菜，思想开放，我自己在其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一些变化，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一个“小资”。

广州日报：您在中国从事最长的工作是记者，为何对这工作情有独钟？

佳杰思：记者的生活很有意思，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工作，大都呆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其他地方基本不去，记者就很不同，可以去农村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作为记者四处奔波要比一般走马观花更有意思，不光能光临各种风景名胜，还可以深入普通人无法涉足的种种所在：***大楼、工厂、棚户区、医院、监狱……同时还能结识形形***的有趣人物。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那儿呆了三个星期，看到各地很多年轻人主动去提供帮助。之前有些人指责中国年轻人自我，没有责任感，但他们的举动改变了很多人的成见，这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在德国的情况。

作者简介

佳杰思（Adrian Geiges），1960年生于瑞士，12岁读“红宝书”，16岁被西德共产党派往东德秘密学校学习。三年后，在威尔海姆大学学习新闻、历史和政治。佳杰思去过中国、古巴、越南等国家并于1990年迁居莫斯科。1995年担任德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编导并成为RTL台《惊爆》节目驻俄罗斯记者。佳杰思曾专访叶利钦，还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车臣和前南斯拉夫前线。2000年，他成为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CEO。目前居住在德国汉堡，主要精力用于写作。

《我的愤青岁月》内容介绍

30年前的欧洲，曾有一群年轻人，怀揣炽热的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个动荡的世界，用自己的燃烧去换取历史的进步，寻求光明的意义。

从一个德国“惊世骇俗”的“毛圣经”粉丝，到青年干部学院里单纯青涩的学员；从覆灭的理想国度里的失意者，到媒体世界里创造收视率奇迹的领军人物……佳杰思以犀利生动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三十年。

文/ 广州日报 谢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