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历史《尘暴因何而生？》

尘暴因何而生？

——兼论环境史研究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借鉴意义

所南心史

2009年1月，我有幸在市面上买到由包茂红 翻译的英国学者威廉•贝纳特（William Beinart）和彼得•科茨(Peter Coates)合著的《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一书 ，携回舍中展读，思绪良多，遂专草一文，记读书之心得与若干断想。

《环境与历史》原本是Routledge出版社的“历史联系丛书”之一，1995年出版，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环境史和南非环境史的专家，他们运用比较研究考察在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中被改造的两国自然环境，展示政治经济与生态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狩猎、农业、森林、国家公园和环境主义发展五个部分回顾了荒野被驯化的历程，勾勒出环保思想观念兴起与发展的轮廓。我阅读之后，觉得最有趣味的的是该书第一章“环境史的特点：美国与南非的比较”与第四章“农业：无限和有限的开发”。

该书第一章中，作者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尝一尝正在走向成熟的环境史研究成果的独特风味”，而选取的比较框架——北美和南部非洲的比较分析已有很长的历史，只是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单向的：即美国学者把南部非洲当成是考察自己历史的陪衬。作者回顾之后认为，种族关系是这比较的一种，而边疆扩张则是另一种。尽管从特纳的边疆学派大行其道以来，大多数美国边疆史研究都打上了深重的例外论的烙印，但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对北美和南非这两个地区的征服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两个方面，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埃里克•沃克在1930年对南非边疆传统分析的著作继承了特纳的思想，但并不像特纳那样乐观 ，他更多看出的是种族隔离的根源，一定程度上，沃克影响到了1980年代的研究者，带领他们不再集中探讨移居者的性格，转而更多研究入侵者与当地人的冲突。作者在此明确指出，关注环境的历史学家能通过探讨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把边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对殖民征服史中环境因素的重新探讨，尤其是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几乎还从未有过。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个地区历史的模式和特点。作者认为，在环境史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超越了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写历史的界限，能平衡关于政治经济和生态变迁的讨论，阐明它们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也强调了通过比较方法突出的差异性，一是在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的明显差别，二是殖民者对南部非洲的冲击比较弱，而美洲却是欧洲殖民者自1492年以来殖民扩张的关键边疆，三是因为非洲人并不像美洲土著人那样与世隔绝，北美土著人比非洲人在面对白人入侵时更脆弱。这些过程造成的结果就是北美保有一个明显不同的人口结构。作者还指出如下可资注意之点：1，南部非洲降雨从东海岸向西减少，从南向北减少（不平衡地），故南非在前殖民时期西部广阔区域人口稀少，北美的东海岸与西部地区情况相仿，东海岸有非常精细的农业经济；2，北美并不存在一个与南部非洲类似的因受疾病因素影响的殖民者“不可进入”地区；3，在北美，人口替换和当地人被逐出家园的规模比南非要大得多，步伐要迅速得多，但即使在那里，当地人口被替换或融合也并非是整齐划一的。

作者发现北美实际遭到四个方向的扩张的渗透，其中三个在17世纪初就已启动 ，但只有第四支扩张广为人知，起源于英伦三岛，后来壮大为著名的西进运动，是最终塑造了美国的主要力量。而南非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袭击，如果葡萄牙人在17世纪末获得成功，南非就有可能是从北部开始被殖民；荷兰人在18和19世纪从西南向东北进行的拓展最终屈服于占优势的英国殖民竞争，1806年以后英国殖民者强化了次大陆的商业化，并逐渐把它连成一体。到20世纪初，南非获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仍不足够，殖民地经济占大端，而美国在自给自足方面成为国际上的一个例外，比较的方法应到此为止。

作者在第一章中书写的轨迹很耐人寻味，一方面，清晰阐释了环境史审视维度的立场与价值，一方面，系统厘清了本书研究对象的相关学术史和其他背景，为进一步比较的展开奠定了工作前提。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十分明白为什么要进行比较，以及参与比较的对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这就使得整个结构将是动态的，有包容力的。葛剑雄先生曾强调要以千年的尺度解读中国环境 ，其实质也就是要求要以动态的，有包容力的结构，才能真正深入明了中国环境乃至于中国史的症结。放宽审视的时空度量，皆为学术正道 。

第四章中，作者开篇即讲到了尘暴。作者指出，新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极大地改变了南非和美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法规。1930年代的南非在发生与美国大平原相类似的环境灾难，作者注意到1939年两位英国殖民土壤学家的国际比较研究结果 ，但作者认为并不能把尘暴简单看作是长达三个世纪或更长一些的时间里滥用土地必然导致的最终恶果。殖民农业加剧了自然过程造成的破坏，要为主要的环境损失负责，但决不是所有的环境损失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在考虑到南非与美国都早有人士认识到有必要约束控制殖民农业中最为浪费的方面这一前提下，人类对草地的侵占不是导致其根本改变的作用。作者不同意环境绝望主义的“肤浅论调”，认为在使用破坏这个概念的同时应想到另一概念：转型。

作者首先回顾了在北美与南非土著居民中存在的比较稳定的农业系统，非洲人在十九世纪越来越多把玉米 作为粮食主要来源，可能最初与葡萄牙人的远航而来相关，疾病的传播则可能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殖民者的牲畜，而在北美，围绕家畜的冲突逐渐加剧。在较早的，更多以维持生计为导向的阶段，殖民者的农业表现出多样化经营的特点，而对原来生态体系更为全面替代的种植园体系从17世纪初开始在美洲逐渐发展到最高峰。单一种植的生态缺陷逐渐表现出来，相对于美国建国先贤在政治理念方面巨大的建树，作者感叹“在其农业体系中完全忽视了需要建立起同样的机制”。到了内战（1861-1865）时期，对环境的影响更达到高潮。与此同时，畜牧业也推动着一个流动的、扩张性的、劫掠性的边疆不断前进。在两个地区，绵羊都是推动边疆扩展的突击部队。主要是东开普的英国人殖民地、新的贸易口岸在19世纪后半叶改变了放牧边疆的面貌，到1930年代南非绵羊数量可与比自身拥有更广阔牧区的美国相比。

直到1910年代，牲畜都是南非内陆殖民者的支柱。而在美国和南非的边疆，大规模的谷物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在南非，流动的、相对独立的游牧和狩猎文化比美国类似文化延续得更久，19世纪末期的美国牛仔大多数是雇佣工人。同时，在美国与南非，采矿实际上都是工业和城市刺入许多尚未拓殖的边疆地区的利刃。当时政治家们进行的干预不仅要保护农业利益，而且要促进农业扩张。

在19世纪末美国西部的养牛大王们被草场掠夺者取代之前，少数联邦***官员已意识到在一片降水匮乏的土地上大规模种植来自湿润地带的农作物，会带来潜在的环境影响，只是这种担忧被普遍的乐观湮没。到1900年代，基于追求商品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要在农地上维持物种的多样性的资源保护主义在美国与南非都大行其道，导致南非与美国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地表径流得到了重视与治理 ，但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引起美国人强烈关注的尘暴区却是由风刮起的。在此格局中，南非的环境问题主要源于过度放牧，美国的尘暴区与种植业的关系更密切。由于南非短缺资本和机械却富有廉价的佃农，美国则不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土壤暴露的产生。而当时大平原区内的耕作体系 加速了典型尘暴的生成。

作者十分敏锐的断言，当资源保护主义在总体上与联邦权力联系过于紧密时，农业法规在1910和1920年代失去了支持，作者甚至说“多亏美国发生了尘暴”，它才重新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但作者同时也明确指出，也许二十世纪的农业体系不论在哪里都是“不可持续性”的，甚至在支持这种体系经过改造的自然界中也是如此。

不可讳言的是此书的原本布局与翻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此书的引进中国应毫无疑义是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本书引进了一个判断基准，即“针对环境损失和自然补偿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有冲突的观点”的存在 。这比一代环境史大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1979年推出的名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Dust Bowl） 中所持观念，或多或少是要前进了一步，比较研究的部分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对照，表现了美国在诸因素综合作用下独特的走向，与沃斯特的工作 一道构成了尘暴形成史比较完整的叙述。沃斯特《尘暴》与本书的区隔是很值得注意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五年间英美环境史理论手段的更新。而他们在运用史料刻画问题时的分野也很耐人寻味，比如对生态史学的开创者詹姆斯•马林（James Malin）的论调，本书选取的是马林在1930年代坚信人类侵占草地引起的环境变迁只起到加剧而不是根本改变的作用的言论，而沃斯特则集中注意到马林在1950年代对“生态生物学的均衡和顶级理论使大草原成了一个过分理想化的世界”的猛烈抨击 。此书对沃斯特的工作借鉴也主要是在于转引其史料，重做一番剪裁，不大强调沃斯特著作的论断 。这很有趣味。如果说沃斯特开创性地跳出了环境绝望主义的“肤浅论调”，则本书的重要业绩在于进一步淡化了绝望的感***彩，指摘出“转型”这一理解模式。2002年，葛剑雄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答问时说到“一方面可能是现在的沙尘暴越来越厉害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人更重视了” ，一定意义上就是由“转型”模式理解问题。

按照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院士的回顾，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构想在1990年才由任教于澳洲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 ，伊氏规划了五个主题，分别是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也就是探讨在时间过程中那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产因素相对的丰富；水利系统的各种技术与生态；森林、木材贸易与使用木材的技术；大型驮兽的历史；中国的居住环境(built environment)。如按照伊氏这个划分，1990年以来中外学者们做的工作还是很有建设性意义的，其中的大陆学界学者，既能上接中国既有的农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能渐融入国际学科体系。如曾庆存先生对东亚沙尘暴的研究 ，钞晓鸿对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 ，萧正洪对“环境与技术选择”课题的研究 ，张应强对“木材之流动”课题的研究 ，蓝勇对木材 的丧失与铜 的流动的分析，韩茂莉对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的分析 ，侯仁之先生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期刊等等，不一而足。在我们自身的理论建构方面，似乎走在前面的正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上官鸿南先生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试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率先进行了对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探讨 。1992年4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讨论会，推进了这一探讨的展开。2001年，由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卷末系统分析了研究中国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2002年，葛剑雄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一文中写道：“尽管在国外史学界、社会学界存在着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现象，在中国史学界却还是讲得太少，重视不够”，“在人类普遍关注未来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涉及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并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最先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作出独***献的学科” 。2003年，吴松弟先生刊布《论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影响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一文 ，从人口、农业、工业、城市、生态环境的关联性和各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能力等五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影响生态环境的历史过程，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能量这三者之间，都体现了互相推动而又互相制约的关系”，继续推进了这理论建构的进程。只是我们同样不应忘记的是，1990年后国际理论界的进展，刘翠溶指出，澳洲学者多佛斯(Stephen Dovers)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他强调环境史应有两个操作的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一是比较简单的说，环境史尝试解释我们如何达到今日的地步?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二是环境史尝试解释各种地景(landscapes)以及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其演化与动态并从而阐明未来的问题与机会所在。

这样的看法正蕴含着环境史研究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借鉴意义。陈新立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 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一时段之前的中国学界对“环境”内涵的认识，尚局限在传统的地理环境层次上。而有意思的是，在他列举征引的相关研究里，21世纪初以来的成果又绝少历史地理学界的身影，这是否意味着，在突破传统的地理环境层次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相互借鉴开始遭遇了阻力？华林甫先生在2002年观察 认为，“环境变迁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热门课题，今后将长盛不衰”，又说：“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的环境变迁研究也将日益兴旺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观察。问题在于能否掌握环境史研究领域最新潮流，明了其真问题意识所系，同时展开系统综合的实证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西奇在2001年提出的“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地关系问题的思想方法上存在一元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试图将个案研究的结论普遍化的问题”，主张以流域为对象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 见解就显得相当有新意。如果我们能像鲁西奇先生这样敢于稳健创新自己的理论，同时更全面及时地吸收如《环境与历史》这样优秀的著作中蕴含的“转型”思想与其他先进思想，将会对我们继承前述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钻研探讨工作产生很大的推动，对于真正落实华林甫提出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前进期望产生很大的推动。

仅就尘暴这一课题而言，检索文献可知，比较有分量的多为中科院系统或其他自然科学学者做出 ，这促使我们学历史地理的人要加把劲才行。

附记：本文修订后已刊于《读品》第78辑，可资参看。

本文已被《中国改革》月刊2009年第12期节录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