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摄影《摄影是复制现实还是肢解现实？》

摄影是复制现实还是肢解现实？

——评Susan Sontag《论摄影》

在哲学的手术台上，这个世界只是个被麻醉后无意识的客体，在经验层面上，人类对于它有着各样的手术方略，但在先验层面上，没人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因而任何的经验检查都无法达至它的彼岸世界，于是，理性按其自身的目的性开始了自我批判。当这把理性的手术刀下意识地跟随形而上学的大脑在完美之物上划下一条创口的时候，理性通过毁坏完美反而认识了完美。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辨证。这个哲学传统自柏拉图以来就深深影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那个超越经验的世界是否存在？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认识它们？“理念”也好，“自在之物”也罢，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往往在这些问题上总给人类留下可思考的余地，这些未解决的问题是许多现代事物的根源所在，比如，摄影。

Susan Sontag就是按照这个理路来谈论摄影话题的，她的作品《论摄影》试图从摄影的现状中挖掘哲学文化因素，进而解释摄影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代性的特征和困境，她的思考从零零散散的摄影作品开始，大量列举了美国摄影师的作品，联系这些作品和整个时代的印记，反思摄影活动的属性。跟她专栏作家身份相符合的是，她的文章中处处透露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使命感。她把摄影活动背后最根本的话题提到了第一章，名为“在柏拉图的洞穴里”，意味着在她看来，摄影活动并非作为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一，而是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就是那个最根本的永不停止的形而上学的战场上所要为之拼杀的问题。《论摄影》出版于1977年，在这个吹嘘后现代解构风潮的时代下，Sontag还能保持清醒用理性的眼光反思摄影活动的本质更是难能可贵，30年后，当后现代无法摆脱自反性问题的纠结之后，这样一本提神醒脑的书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擦亮渐渐迷糊的双眼，重新找回一条道路。

摄影活动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摄影师的作品是否体现了真实的客观？摄影师是否在拍照过程中扭曲了客体，以至于根本没有真实存在？“对于拍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要么作为一种简易、准确的认知活动，一种有意识的理智行为，要么作为一种前理智的、直觉的邂逅模式。”（118） 普通人拍照是大多是为了记录过去的影像，新闻摄影是为了证明某种事实，这些都可以称为有意识的理智行为，对于过去的真实性似乎不值得怀疑。摄影技术的普及使得这种客观真实到达了心领神会的认同，历史的客观真实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对于这种未经审核的客观主义的泛滥，Sontag看到了这种泛滥的原因所在：“……让哑默的过去用自己的声音讲话，包括它所有难以解决的复杂性的东西，一旦在摄影中被笼统化，就变成不但不是创造过去而且是强加去除对过去的创造（并且恰恰是通过保存过去的行为来达到这种去除），同时不断加强虚构一种新的、平行的现实。这虚构的现实使过去变成眼下，同时突出过去的戏剧或悲剧的无效性；使过去的特殊性抹上无限度的反讽色彩；还把现在变成过去，把过去变成过去性。”（78-79）人类立足当下构建过去以此确保其客观性的做法在摄影活动中可见一斑，摄影师，包括普通大众都参与了这个“现实古董化”的过程，创造出“人工废墟”以满足浪漫主义怀旧的胃口，对涂抹着光阴色的“现在”进行哀悼。

相机连接起现在与过去，使得转瞬即逝凝固成了永恒，“相机建立一种与现在的推论式的关系（现实是通过其痕迹而被知晓的），提供一种即时追溯的观点来看待经验。照片提供了模拟性的占有形式：占有过去、现在以至将来。”（166）这种占有的背后有着无以名状的忧伤，看照片的人一方面对这个凝固的永恒感到惬意，另一方面又对一种自己创造出来的虚假的无所不在之感感到愤恨，这种欺骗性的见多识广让摄影师产生了超越现实的渴望。超现实的做法不是打破已有的现实，而是复制现实，把现实作为一个物件来看才能超越现实。于是，摄影“作为一种前理智的、直觉的邂逅模式”得以出现。瓦尔特•本杰明说：那种在空间上和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物拉得“更近”的需要，在今天已几乎变成一种着魔，例如这样一种趋势：通过以摄影复制某一特定事件来否定该特定时间的独特而瞬息即逝的特征。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强烈愿望，就是用摄影、以特写来复制被拍摄对象……（189）卡蒂埃-布列松去中国，他证明中国有人，并证明他们是中国人，摄影师摇摆于现实的各个角度间，将这个物件转化为同义反复的幻象。这种手法的成功是因为对现实的复制复制不了现实的真正在场，脱离与境的现实占有的只是片断的客观世界。

有趣的是，Sontag在解释扣在安东尼奥尼头上的“反华纪录片”的时候，超现实的手法却让位于文化间的歧视。“在中国，拍照永远是一种仪式，永远涉及摆姿势，当然还需要征得同意。……我觉得中国人幼稚，竟没有看出那扇有裂缝的剥落的门的美、无序中蕴含的别致、奇特的角度和意味深长的细节的魅力，以及背影的诗意。”（171）西方人Sontag不理解为什么天安门要和蓝天白云在一起、不理解为什么模范活动要和微笑的人民在一起，这些照片的拍摄方式将道德概念加诸于空间之上，与她的现实观念有着强烈的反差。她认为现实是无望而又有趣的多元，拍摄天安门广场并不一定要捆绑蓝天白云，天安门广场上人的耳朵、他的裤脚也可以是现实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把现实定义为一种历史进程，它由各种反复出现的双重性构成，有清晰地概括的、包含道德色彩的意义；过去的大部分都被简单地判定是坏的。”（172）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现状的确与多元价值取向的西方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但中国人并非像Sontag所说的那样具有“强大的历史遗忘症”，摄影不仅复制现实而且循环现实，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多元价值内在的矛盾也如同曾经中国摄影方式的矛盾一样浮出水面。多元化肢解了现实，但却遗忘了肢解的步骤以致那支离破碎的现实飘散后现代的意识形态中，即使想要回到现代意识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

理性的手术刀划下的那道口子即使用再高超的缝合技术都会留下疤痕，理性为了认识世界，试图超越世界却不得不背负伤害世界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