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上）《转载》

陆新之

不愿当官、办企业，我只会写字

本报记者：作为财经作家，有没有考虑像梁凤仪那样写商战小说？

吴晓波：不会的，我写到现在为止，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不会虚构了，丧失了虚构的能力。

本报记者：前一段时间，网上出现了一个图书方面的《福布斯财富榜》，郭敬明、余秋雨都名列其中，你关心这个排行榜吗？

吴晓波：我似乎跟这个排行榜没什么关系，我的书才卖10几万册，他们的卖100多万册。我07年出了3本书，加在一起卖了30万，版税一共90万，这个行业赚不了钱。

一个神父讲过一句话，人什么时候是幸福的，一辈子做你喜欢做的事，这件事顺便还让你有钱，第一点我们做到了，但第二点很可惜。我在财经写作里已经算是全国前几名了，但从财富角度来说，还不如我的房子每平米涨100块钱的收益大。这是可悲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最为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

吴晓波：我面临的问题应该是所有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就会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财务问题，第二个是职业有个天花板的问题，特别是媒体这个职业，很容易碰到天花板，你做了五六年后，就会发现自己没进步了，总在跑新闻。

上大学时，艾森豪威尔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条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也就是说你失去这个职业还能活下来。当我财务问题解决以后，我的心态就变得平和了，我在研究企业的时候更加客观，能够保持我的立场。

所以我比较得意的是，我30岁的时候，就把财务问题怎么解决、职业问题怎么解决想清楚了。30岁后我就很少焦虑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我看清楚一点，这个职业不会给我带来丰厚的物质生活。但我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职业，帮别人写软文，人家给你几万块钱，尽管也可以完成原始积累，但很丢脸，没底线了。我是搞财经的，长远的一些问题能看清楚，我认为，中国土地最值钱，房价会涨，所以从那个时候一年买一套房，坚持了10年，包括在千岛湖买了一个岛，财务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所以我现在写东西不怕人家跟我打官司，大不了我赔一套房子。

媒体人最后有三条路好走，第一是记者、编辑、主编、最后是管理者这样一条轨迹。第二条把媒体当作跳板，到企业去做分管文化的副总裁，或去开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把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套现，这也是一条很好的路。第三条就是还在写字，一辈子都在写字，当专栏作者或作家，我不愿意当官，我也不愿意办企业或为企业服务，我只会写字，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年蓝狮子发起人是6个，刘州伟、秦朔、胡泳、赵晓、刘韧，他们后来都当总编、做经济学家，只有我还在傻呼呼地写。

困难的阶段是我2004年写《激荡三十年》之前，有1年到2年比较困惑。我写完《大败局》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那时候就面临很多选择，很多人建议我开咨询公司、到大学教书，但我又觉得这些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懂管理学，只能讲案例，我又不是一个演讲型的人，我是一个写作型的人。2004年以后，我开始写《激荡三十年》，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不需要每天去完成任务，人的痛苦在于你要不断选择。因为诱惑、焦虑造成人一直处于无法满足的状态，那么怎么办呢，我给自己布置个任务，3年完成。虽然很辛苦，写60多万字，还开着几个专栏，再管理蓝狮子，但我没有选择了。所以，我觉得人在35岁到50岁之间最快乐的事情是给自己每隔3年到5年布置一个任务，就怕半年任务完成了，又要面临选择，很痛苦。

老了到岛上去当农民

本报记者：你对现在的生活是否很满意？

吴晓波：我很单纯，除了写字我什么都不会，第二个，我的专业很窄，没什么人竞争，《激荡三十年》写完之后，我会花两年在2010年之前写完1870到1970年这一百年的历史，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以后我还会每隔4年写一本《大败局》，我觉得4年会死10个企业，很有特点，55岁之前就基本上安排满了。

其实，50岁以后，这个社会就不需要你了，因为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你写字的方式已经被淘汰了，就像我们看巴金的小说一样，那是前一代人的写作方式，我们已经不用这样的方式写了。到我们50多岁的时候，30多岁的小孩已经不用这种方式了，我们写东西就是为了传播，人家不需要，我就不写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岛，老了就到岛上去当农民。

本报记者：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吴晓波：我女儿快14岁了，要移民加拿大。2011年之前我要把激荡一百年写完，我太太要做世博会，然后我们移民加拿大，陪我女儿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们必须回国，陪双方4位老人。他们都70多岁了，我们要陪着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把他们一个个送走，那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也就 50岁了，我的职业生涯基本结束了。现在如果没有东方卫视那个《中国经营者》的栏目，我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退休状态，蓝狮子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把股份稀释给我的很多管理人员和作者，我是第一大股东，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就是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出版平台，让大家都能发财也做点有尊严有理想的事情。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的爱与怕》，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吴晓波：我们这代人受了很大的存在主义教育，我进大学是86年，那时候存在主义在中国刚刚兴起。复旦又是一个人文气息很浓厚的大学，那些哲学对我们影响很大，总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梦想活着，但我们跟老一辈人比较起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包袱。现在80后的孩子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我们那时候没有感受到这种竞争的压力，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夹在中间的，各有好坏。另外，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单位，然后能分得一套房子，在IT界，张朝阳、王志东、马云他们都是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就迎来了互联网兴起，新的行业诞生，媒体界也一样，各大媒体的老总也都是我这个年龄，因此我们赶上了很多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