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两种“启蒙”》

按：在豆瓣上评小说都有点风险，看的人可能多。我这个人素来写字比较拖沓，想法也芜杂，像脚下绊蒜。所以，这并不是一篇流畅的书评；不如说是一次反思我阅读感受的过程：我并不满意于这样一篇关于文革的叙事。这里算是我的一份答卷。当然，要是能看过张旭东和王安忆的对话，以及张旭东老师的解读，那自然最好。另外，我希望不要因为对我个人的好恶而直接点个“我不喜欢”，这里不是让你表态喜不喜欢我这个人，谢谢合作。

“启蒙时代”，这个名称让人想到17世纪的欧洲，或者，20世纪初的中国。在文革背景下叙述年轻人的故事，无论如何，说“启蒙”好像有些别扭；小说时间的跨度不到两年，说“时代”似乎不够典型……王安忆说，这部小说原来的名字叫“思想者”，只是这个题目实在太沉重了，写不下去；于是换了“初恋”，写得很顺畅，后来才改做“启蒙时代”。

的确，这部小说有关“思想”的地方，一点儿也不沉重。但凡涉及到革命理论或革命运动，随处可见戏谑的描绘，比如“逃亡”这一节写道主人公南昌和小兔子隔了两天就结束了“逃亡”生涯：

这一场逃往结束得似乎过速了，要对照开局的气势，不能不说有些潦草。

作者好像不大看得上这些所谓的理论和革命，认为这是一种“虚无”。但是，开宗明义地，小说赋予文化革命以积极的意义：

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

并且，

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野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

父与子都有“无***主义”的性格？高干子弟出身的南昌，难道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吗？这个问题似乎南昌本人也不明白：

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

故事还未展开，读者已经要直面困难：在这里，“启蒙”是什么意思？

康德说，启蒙是人们从自己加给自己的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有意无意，《启蒙时代》也有一种类似的表述，以显示所谓的“启蒙”，并不是阅读左翼理论著作：在陈卓然和阿明对话后几乎幡然醒悟，认识到：

即便是如陈卓然那样，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了些教条。陈卓然感慨地想，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方才摆脱出来的教条，阿明却生来与它不沾边。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对话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一个引号，其中的意思很明白：如同俄国小说那样，作者希望让不同人物承载自己的不同思考，多种声音并置来体现复杂性。——不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的是，这里的人物尽管有着不同声音，却更像是集体大合唱。——主人公们的成长历险，最后汇入同一条江流：陈卓然认识到“新市民”，南昌则认识到了父辈与这座城市的力量。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总结说，年轻人的理想性并非与实际性冲突，而是要在理想和充实的生活的相互碰撞中实现“自我启蒙”……

那么，读完了？结论似乎下得太早，让人不安。

从看不起小市民，到最后聆听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教诲，南昌到底“成长”了没有？谁给他“启蒙”？小说中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小老大”。问题在于，“小老大”并不认为有什么积极的“市民社会”。

海鸥是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还是将生活审美化的人，这和他的身体状况有关系。它的疾患阻碍他参与进实际的生活，只能旁观，于是，生活于他就变成了一幕戏剧。因为他的天资和见识，他的品味很高，这幕戏剧中凡有低廉丑陋的部分，都为他所剔除了。

正因为远离了所谓日常世界，“小老大”成为生活的旁观者，然而却是洞悉一切的旁观者：

小老大，就是这样一个旁观者，他不介入生活，只是站在，不，是坐在岸边，看，看，看，练就一双慧眼。

尽管作者犹犹豫豫地写着“来到外面的世界，海鸥会感觉到一股子粗鲁劲，当然，是生机勃勃的粗鲁劲。健康难免是杂芜的，良莠不齐”，但毫无疑问，这种隔离并没有使得“小老大”洞若观火的觉察力受到损伤。而“小老大”的“启蒙”课，毋宁说是杂揉着稀奇古怪的隐喻、古典诗词、自然常识的“植物学”：人的生长就好像植物一般。

小说在许多地方用植物来比喻人的“自然”成长，而最值得注意的对于成长的描述，则来自23节中的一段：

他们在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误中犁开一条路径，危险是有些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然中来。

如果说这是关于“启蒙”的教诲，那么，“向善”和“自然”无疑就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妨把启蒙理解为“符应自然的成长”。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无***”的场所，而这可能正是启蒙的土壤。换言之，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发展到文革，视为一种多多少少偏离于社会主义本性/自然的“偏差”，那么，悖论的是，恰恰这种“历史的狡计”为年轻一代的“启蒙”营造了条件。因此，作者写道：

在这大革命中难免出现的无***的隙漏间，是依赖一些不期然的因素，来担任组织功能的，它们有着奇异的令人服从的素质。其实，也没什么可惊怪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社会。一种社会形式退去，自有另一种顶替上来。这也是社会的生理机能，随时随地进行着自我调节，决不会让它落入无序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小市民”哲学，不外乎这种“自然生长”的结果。也因此，“小市民”可以与“革命”并存，因为在这种将“自然”与“历史”等同起来的过程中，革命的偏差或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并不脱离“自然”了。

小市民是公民，这个阶层的诞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

……

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看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辨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

我大段引述陈卓明在经历了阿明“启蒙”后的教诲，因为这段教诲颇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宗教大法官”论述——你几乎无法判断他的话究竟是“基督”还是“敌基督”。尽管作者花大力气阐述了“市民社会”，并且把“公民”等同于“小市民”——并因此为“市民”乃至“新市民”作为潜在的革命继承者的合法性进行说明，但这里的核心仍然在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自然”，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不存在什么“虚无”，而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识到“启蒙”含义的关键所在。

然而，不管王安忆有没有把“带着理想性与充实的生活实质相接触”这样一层意思呈现出来，这样的“启蒙”教诲仍然有着小说内部的张力。或者说，需要追问的并不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诸如“资产阶级生活”、“放弃革命”等问题，并非小说吃紧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小老大”还是阿明，他们作为不同于主角的一种“启蒙者”，都在在显示一种良好的或者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成长。问题在于，他们所经历的成长，究竟什么意义上的“符合自然”？换句话说，“启蒙”在“小老大”、阿明——还可以加上高医生——这里，体现的含义与“自我启蒙”似乎迥然不同，如果不是截然相反的话。

前面说过，“小老大”和俗世生活是隔离的，他的疾病使得他所接受的教育断断续续，或不如说是凭借着古典文学和自己的思考（“悟”）来洞察世事。这是一种哲人的生活，难怪南昌初到“小老大”家里会觉得满身不适应：“这房间的景象很怪异，旧成色的家具，亮白的男女的脸，流利的普通话，一个小孩子形状的大人，念着屈原的《离骚》……”与此对应，阿明在昏昏然感到文革将他“拯救出了平庸的生活”后，直到遇到了王校长方才经历了“启蒙”：

这个夜晚，其实是有些像圣典，有多少华丽的思想在交汇漫流，量和质都超出了一个少年的头脑与心灵的承载力。但这个少年却有着向善的愿望，在他温存的表面之下，潜藏着浪漫的情怀，要求他超出平常的生活，虽然不知道应该去向哪里。

王校长的“启蒙”教育并非革命理论，而是数学理论。作者用充满抒情的描写告诉我们，思考着同样抽象的数学理论的阿明，仿佛在心灵某处突然电亮了；而思考着革命的陈卓然，却变成了阅读机器。何以思考数学就会“点亮”心灵？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王校长作为启蒙者的角色，无疑在阿明的成长中扮演了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

而小说中直接说出LIGHT和TRUTH以暗示“启蒙”的高医生，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者。只不过，她对南昌的“人体课”的“启蒙”失败了：

这天上午，（南昌）无疑是上了一趟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感受是什么呢？是嫌恶。这心情其实是与嘉宝同样的，她间隔多日，又一次呕吐，多半也是为这。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相反，更生分了。

“启蒙”的关键，或许在于某种“情感教育”，而不是掌握某种知识。高医生自己的成长过程，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心灵的完善，需要依靠某种指引，而不是“自我启蒙”。她并没有随队实践，而是留在了学校；在拿到毕业证书后，作者写道：

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至此，小说呈现出两种意义上的“启蒙”：对于主角们来说，文革的背景为他们提供了某种“无***”的底色，他们在这个底色上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和青春，通过不停地失败、成功、欢喜、迷茫，通过对话和奔跑，这群年轻人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认识到了理想和现实的砥砺——这是某种“自我启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即是“历史”；对于“小老大”、阿明、高医生这另一群人来说，时代的背景并没有在他们的“启蒙”过程中扮演弥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自然生长”乃是某种非历史的过程，无论是古典文学、基督教，还是数学，这些游离了时代历史的知识成为帮助他们心灵发芽的自然土壤——这是另一种“启蒙”，有别于“自我启蒙”的启蒙。在后面这种“启蒙”过程中，对主角们来说根本冲突的二元对立（如“虚无/充实”、“理想/现实”、“革命者/小市民”）并不是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陈卓然意识到他自己好不容易摆脱出来的教条，对阿明而言根本不曾存在。

这两种“启蒙”似乎在小说中没有碰撞，但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当南昌把有着资产阶级成分的嘉宝请到小兔子家，第一次把她按在床上时，双方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他继续将嘉宝压了一会，终究也不知道再要做什么，于是，让开身子。嘉宝一下子起来，夺门而去。……南昌忽觉一阵烦躁，他本来只是请嘉宝过来谈谈，不曾想却变成了这样。

如果要说这里是“物质性”对“理想性”的胜利，当然并无不可；但更重要的是，有着青春的冲动和力量的南昌，心灵并未萌牙，他不仅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南昌用自己的理论划分左右立场，区分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因此，他在“小老大”和嘉宝的对话中只能看出他们两个似乎是“一类人”：“带着旧的生活的遗痕，也许，应该叫做历史的遗痕。”而他自己，则是“完全的新人”。“小老大”看出了嘉宝的缺点，但不是资产阶级成分，而是——“内心甚至是粗糙的。”或许有论者会把这里的“外表精致，内心粗糙”解释成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后果，但是，如果考虑到“小老大”对人的理解，那么不如说，嘉宝的问题在于她这棵植物未能健康生长。

小说中，“小老大”的客厅被比喻成一所学校，而南昌则是没有及格的学生，需要补课。只可惜，南昌还纠缠在“痛苦/疼痛”的对立时，作为洁净的植物的“小老大”就离开了人世。作者说，南昌们起初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什么样的，只是全力向前奔跑——像极了最后出现的舒拉；然而，当他们认识到“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里，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想。”时，却是“就要离开它了”。南昌或许不得不离开，因为王安忆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让这样一种革命理想座落到具体的实在性之中；除了否认作为“填充虚无”的革命的真理性，并没有答案留给经历了“自我启蒙”的南昌们。相较之下，“小老大”也好，高医生也好，阿明也好，却不必焦虑这样一种革命接班人的困境，因为他们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眼下这场革命的意义。

最后的答案并不是两种“启蒙”并置，而是“小老大”式的“启蒙”压过了南昌们的“自我启蒙”，小说在写到“小老大”客厅时，匪夷所思地将家长里短的外婆归结为“小老大”的“灵魂”：

在某一方面来看，这客厅也可以说是这近代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浅俗又新鲜的市民文化。……这客厅的灵魂依然是小老大，外婆却是小老大的灵魂。

在这个意义上，我担心，已经被分配到底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最终无法在南昌们身上实现辩证的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