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阿Q与制度》

阿Q与制度

-读梁文道《国耻》有感

偶然幸运地得到梁文道这本随笔集《常识》，读来颇有收获亦有共鸣。就其《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篇来说，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

跟梁先生一样，我们得承认中国确实走了西方人所总结的不寻常的道路，让西方专家都大跌眼镜。而且随着中国难得的宣传的开放让我们也看到了真实存在中国的问题和西方人解决问题的一些可参考办法。

同时，也确实，不知何时，曾经那些“卑贱”、“卑微”的中国人何时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成员？近期就连那从明朝起或更早就不断骚扰中国边境的倭寇，从明治维新时期、甲午战争之时起就不断侵略中国，除了抗日战争以外其它都几乎不曾在正式战争中输给中国的小日本国，也应和着西方人的论调，正式提出了中国对他的威胁，其理论来自于中国军事预算与投入的“巨额”增长，而要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他们这个想恢复军国主义的借口找得真是不如阿Q--精神胜利法！

不论如何，“中国威胁”论却在世界流行开来了，连我们中国人自己却都糊里糊涂地开始与他人辩解，说什么我们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你们美国大哲学家罗素就曾经公开说过嘛，不会威胁到其它国家和民族的。

而我以为，威胁又如何？威胁等于犯罪吗？难道核武器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侵略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

但阿Q的脑子还是转得很快的，不论如何受用了他人的欺负，都会一下子转到光荣的使命上来了：纯粹颠覆你们的价值观--儿子打老子！

这个得到了梁先生的认可。但他却文笔一转，认为这是中国的、被鲁迅先生“发现”的一种根植于人民心中的劣根性，是一个通病。并且从医学治疗地角度，梁先生试图去找寻这种病的根源，希望通过西医能够找到病源并指导医生们解决：他“意外地”借用了德国道德现象学家舍勒的哲学思想。

舍勒是德国现象学道德哲学家。他所习惯或能够使用的通常是他自己不大承认的胡塞尔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在哲学界都是比较深的。但至少有两点我明白，一是意向性，即意识得有所指向；二是现象学是透过现象直指事物的本质。那么，梁先生找到的根源居然是舍勒所提出的怨恨就不容易理解了。怨恨固然可以有意向有所指，也就是怨恨得有怨恨的对象。但如果透过现象直接指向或发现事物的本质居然是一种情绪或情感，这对于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来说似乎是不可以忍受的，他极力排除的就是现象学与心理学的混淆或理性被感性所困扰。

诚然，一个人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得不到有效解决时固然会产生一种怨恨心理，这个前提也得他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他自己受到干扰且无法解决才能产生这种怨恨。如果茫然无知则快乐得很呢。

再有，一个人有怨恨固然可以想像是当然也必然，那么全体中国人都有怨恨也可以承认，但所有人都有且都是同一样的怨恨就有些难以想像了。中国人似乎在其它方面都还没有这么普遍的共性吧？不管土壤如何一样，也不会生出一模一样的苗来吧？阿赖耶识的种子都不同呢。

当然，用舍勒的怨恨还是从某个角度或预设某些前提下可以解释阿Q在中国存在的广泛性和深入持久性的。也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敏感性，一受到如接见某人就会被刺激得跳起来大骂且立刻采取相应行动。有如波德莱尔说过：“有些人天性是纯思考类型的，完全不适合于行动，可是，在一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力量的驱使下，他们有时会迅速行动起来。那种迅速，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则以为，这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制度问题（现在似乎也未能根除）。用现在流行的制度经济学都可以解决。

我们生活在不论哪一个国家，使用的是哪一种被***规定的社会形式下（记住社会体制不是我们普通个体能够选择的），都是人类生活的社会，而人类的社会当然是人生活之所（不仅仅是生存）。人的生活必然涉及到人的权利，否则就只能回归到奴隶时代那种财产权利中去，或与动物无别的原始人。相信没有哪一个***敢公开在口头承认他实行的是奴隶制吧。

而人权则必须要通过制度进行认可、界定和保障。我们几千年来的制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进行分析，透过历史我们都会和鲁迅一样看到的都是吃人。当然鲁迅看到的是社会吃人，而我们看到的是制度吃人。

既然我们无法选择的制度连人们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障，那人格的扭曲就是历史的必然--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

在这样几千年的社会中生存的（极少部分人还是可以讲是在生活的）中国人，必然要通过外形与内心的形变来适应这个本来就扭曲的社会。换句话说，中国人如果不自贬到某种程度（表面看似乎象谦虚），他是无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更不谈什么有意义的生活了。

梁先生还专门谈到了我们这片因为百年国耻而适合滋养怨恨心理的土壤，但忽略了，我们在没有百年国耻前的状态。那里我们就算是没有外辱也一样存在着这样广泛深刻的怨恨情绪。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到如今，从来都把外族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说成是多民族融合的美好过程，是中国当今民族文化的在家亲。于是当年日本就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设想，中国从来都有外族入侵，而且我们与中华民族的血缘也不算远，就算是占领并统治了这个国家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不也一样象承认清朝一样承认我们吗？这种就无法用舍勒的怨恨解释了吧。

那种根植于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扭曲不能用一个怨恨心理解决掉的。只要存在着专制的统治就会抛弃什么社会体制或道德仁慈而仅仅传递着形变的民族心理。怨恨看来似乎不可避免。

梁先生提到中国到处都有人打出要走向世界的糊言乱语，这给中国人感觉似乎中国以前确实是太封闭而如今真的要走出去，走到我们曾经知道但如今也没有亲身见到过的世界去。那不是一片佛家乐土而是与我们一样但比我们可能幸福自由的世界。因为西方世界从其出生后不久就在其自身精神层面就有了世界心态了，而且又加上自奥古斯丁以来人类一家世界一体的普世性宣传，导致西方人从出生就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进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存在走向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走向我。

用制度就可以简单地替换了梁先生的怨恨了。那种怨恨，就算是对制度的怨恨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层面上把这个中国历史的通病解决了，中国的阿Q就可以彻底地被扔出去了，至于扔到哪一个国家，我看日本还是比较合适的。

而说到制度的问题，我希望能把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建构主义、哈耶克自生自发的自由主义、诺齐克个人权利和最低度国家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商议政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为出发原则来构建基础，以诺齐克的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保障核心，建立一个哈耶克所设想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哈贝马斯的政治商议的过程中持续发展。

我们要联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构建一个全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人类的最基础的大法。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制度其宪法。这算是我的乌托邦吧！

这个大法包含了人作为人的必要原则，包括程序的正义，包括可以修订的发展性。这样，人类还是有希望地，阿Q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生存之地了！

盼望吧！会有这么一天。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