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和耶路撒冷《对哲学的控诉》

“雅典与耶路撒冷”，即哲学与宗教，这里预示着对抗。舍斯托夫整本书的思想其实只指向一个目标：攻击以雅典为代表的思辨哲学。

《创世纪》这样记录第一人堕落的故事：耶和华把人放置在伊甸园，院内长着各种各样的树，包括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吩咐亚当：园中树上的果实你可任意摘取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夏娃听从了蛇的诱惑：“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也跟随吃了，从此第一人的眼睛开了，人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却有了死。第一人取了知识而放弃了生命之树。

舍斯托夫要攻击的正是这分别善恶之树。原罪不在于第一人不听从上帝的命令，而在于第一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知识正是恶的来源。人为了知识而放弃了生命之树。人凭理性获取知识。理性追逐必然性。舍斯托夫把这样的必然性称为“强迫的必然性”，必然性强迫理性服从。哲学家错误地把必然性当作真理，把善与恶的选择当作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善与恶之间，有这样一个世界，在第一人堕落之前，世界只有善没有恶，那里的选择才是真正的自由。然而，当人摘取了禁果，人就失去了这种自由。人堕落之后只能根据矛盾律去思维。但真理的源泉只在于矛盾律（或必然性）吗？雅典以来的哲学家一直如此以为。“求助于解围之神乃是一个最荒谬的选择”（康德）。必然性如此强大，哲学家都臣服其下，那么哲学家并不自由，哲学家的思维被必然性与矛盾律紧紧约束着，所谓“被束缚的巴门尼德”。那么，不被束缚的巴门尼德，真正的自由，应是超出矛盾律与必然性之上，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必然性不听劝说。”既承认必然性不可抗拒，哲学家唯一能做的，只有服从。没有命令，只有服从，人只能服从必然性，安于天命。于是，哲学不止服从必然性，它还赞赏、崇拜必然性。哲学成为：幸福和美德是同一回事，“人的最高幸福莫过于在关于美德的谈话中度日”（苏格拉底）；“幸福不是美德的奖赏，而是美德本身”；“勿哭，勿笑，勿诅咒，只要理解”（斯宾诺莎）。舍斯托夫指责哲学家站在蛇的一边，黑格尔说，蛇没有欺骗人。那么，欺骗人的是上帝。拥有知识的人拒绝“不可能”之事 。理性（矛盾律）教导我们，“发生了的事不可能不曾发生”，被毒死的苏格拉底不可能没有被毒死，正如方的圆与木的铁一样。但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我们如此愤怒，好人身上怎能发生不好的事？矛盾律的世界却充满了让人愤怒的事，恶无法摆脱。哲学家试图从哲学中学会在这个恶梦的世界里如何生存。但若服从必然性，唯一可做的，便是将幸福的事限制在“我们掌管之下”的范围内，所以伦理学的善是“自律的善”智慧者“在法拉里斯的公牛里”也同样幸福。但是，在法拉里斯公牛里的幸福并不足以让人摆脱恐惧，至少不能让全部人摆脱恐惧。把沉思作为最高幸福的哲学家，其实是把禁果看作最高幸福。这样的哲学不是生命之树，它不追求自由，无法让人达致自由、命令；而是知识之树，是教导，是要求人服从强迫的必然性。

舍斯托夫的质问是：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必然性？必然性的权力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不能站在“善恶的彼岸”？人为什么不能或不能至少渴望像神一般自由？舍斯托夫恨透了向必然性低头的思辨哲学，他厌恶理性的“懒惰”，如果知识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如果哲学只教导人“持同样的心情去镇静地对待和忍受命运中的幸与不幸”（斯宾诺莎），那么“最智慧的人”也和“最卑鄙的驴子”一样，只能接受在两捆草料之间饿死的命运。幸而，舍斯托夫仍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克尔凯戈尔、尼采等哲学家那里找到多多少少的希望。理念世界、“主人的道德”和“善恶的彼岸”均预示着对现实、对必然性的超越，要使发生过的事不曾发生，要使苏格拉底不曾被毒死。然而，所有哲学家都不比路德，路德知道律法和理性的罪状，它们是信仰的最大敌人，要获得拯救在于克服它们，只有信仰才能使人得救。在神的世界里没有律法和理性。他说，“摩西在山上同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他不知道律法，也没有制定和施行律法”。在神的世界，没有恶，也没有律法。然而当摩西下山后，他就成了立法者。尼采及其它一些曾接近边缘的哲学家也如此。尼采说苏格拉底是堕落的人，他想检验理性，当尼采谈到“永恒轮回”，舍斯托夫形容说：“仿佛他像摩西一样被突然提到了能够‘和上帝面对面交谈’的高度”。于是尼采开始谈论他的“重估一切价值”，“强力意志”“主人道德”以及“善恶彼岸”，然而，尼采最终并未摆脱必然性，下山时，“他空手而归了”，就如摩西下山后发现，他的真理变成了律法一般。问题是，为什么山上的真理总在下山后变了样？乃至比尼采走得更远的克尔凯戈尔也无法避免。纵使“克尔凯戈尔不可遏止地向往亚伯拉罕，但他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能‘理解’地，只是那种令他想起苏格拉底地第一体现和第二体现（指斯宾诺莎）的东西。”（P157）至此，据舍斯托夫所言的，似乎只有那个“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的亚伯拉罕找到了真理，得到了自由。为什么啊？哲学家都怎么回事了？这事我们后面再谈。

亚伯拉罕单凭着“信”达到了拯救，找到了真理。这样的真理是启示真理，与思辨哲学所寻求的自明真理、永恒真理相对。启示真理和必然性的真理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么？它们能共处吗？中世纪哲学把自己的任务定位调和哲学与圣经真理之间的矛盾，用哲学的方式“证明”圣经。舍斯托夫锐利地看到，这样的尝试是欲把圣经纳入理性的范围，结果是“解释”或“忽略”掉圣经的真理，把圣经故事看作“寓言”，是继承雅典哲学家传统的信念，即“诗人多谎言”。我们常说，中世纪的哲学成了基督教的婢女，舍斯托夫却似乎在说，中世界的经院哲学用哲学毁了信仰。启示真理不用也不可证明，对神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试图用矛盾律证明神的真理就是把神纳入受必然性限定的范围内，就是以为神和人一样，也需要“服从”，但神幷不“服从”，神也不是只命令一次，神总是而且永远只是“命令”，矛盾律对神无效。哲学家犯了一个不可宽恕的错，他们试图用矛盾律限制神，去理解信仰真理。然而，真理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真理来源——信仰。这是一个新的思维维度（舍斯托夫称为“思维的第二维度”）：“它破坏了我们的‘经验’和‘理解’所告诉我们的全部‘强迫真理’。”这是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接受自明性，而是战胜自明性。”（p277）在舍斯托夫那里，哲学不再起源于好奇，不再是回顾，而是与“理解”进行最后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是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使我们摆脱恐惧、重获自由的伟大斗争。

现代哲学似乎看到中世纪哲学的莽撞，理性开始为自己划界。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康德，那个提出二律背反原理的聪明人。康德说，形而上学可归结为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死这三个问题。然而，康德却说：应当停止，因为理性在这里已无路可去，人在这里也就什么都找不到了。舍斯托夫当然也看到界线，但他作了与康德完全相反的结论。康德说：在理性无能为力的地方，问题得不到答案，这样的问题就不该提出。舍斯托夫回击说：这只能推出理性的无能，理性应该让位！舍斯托夫要挽回形而上学，他的形而上学在理性停止的地方开始，依靠信仰。

但我心底里总对舍斯托夫就此结束无法满意。为什么山上的真理下山后就变成了律法？为什么哲学家即使走到了边缘也总是回到必然性？如果只有亚伯拉罕达到了真理，如果哲学的任务依然是为人带来安慰，那么亚伯拉罕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可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永远只是他的上帝，他“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这样的哲学如何追去？天知道如何入手（是的，只有神知道），更别说教导了。这样的哲学还是哲学么？别忘了，舍斯托夫不仅对必然性不满，他还对普遍性很不满，哲学家总在追求普遍有效的必然真理。如果亚伯拉罕的上帝只是他的上帝，那么亚伯拉罕的真理自然也只是他的真理。明白这点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山上的真理下山后成了律法。下山的摩西想把真理传播开来，就像哲学家把哲学建在普遍性上，想让哲学对所有人有效一般。然而，信仰真理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个体性的，只有当时者能体悟，它也不能说，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思维（第一思维维度）。当作出把这种真理说出来的尝试时，真理就变样了，或成了律法或重新诉求必然性。

我们当然可以像舍斯托夫质问康德一般质问他：为什么在理性无能的地方还不停止？或者，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依靠信仰而不是其它激情？实际上，舍斯托夫根本无法把这个“思维的第二维度”说得清楚明白，按他的理论也不可能。他的学说与其说是为哲学（形而上学）开辟新的道路不如说在向整个哲学宣战。我更愿意把此书看作是神学向哲学的漂亮一击。但是舍斯托夫对思辨哲学的摧毁，以及最后对哲学成为非普遍之事的预言，不禁令人联想到后来的哲学。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不正是在放弃对普遍的、绝对的追求？而后现代不也几乎如舍斯托夫那样把哲学（真理）视为了不能明说之事？这个中有关系吗？

但舍斯托夫对理性的指责，或说他对整个哲学的指责，确应唤起我们反思我们对知识之树的迷恋。他惊醒了我们：知识之树不同于生命之树。理性无法让我们把握住生命的全部。“沉思的幸福”如果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可能，也至少对大部分人不可能。那少数生活在法拉里斯的公牛内的哲人又有什么权利指责愤怒的人们？更何况当苏格拉底喝毒酒前不也念起了诗吗？（见《斐多》开篇部分）如果连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导师都无法得到完全的安慰，何况我们？舍斯托夫说过，对自由的响往是人的天性，是人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们真的只能如此看低，甚或遏制对必然性的反抗吗？《文学与恶》的作者不正是在死命地向我们揭露，我更愿意把书中地恶看作对自由地追逐，反抗、叛逆才是文学的永恒源泉，即使这种反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雅典与耶路撒冷”这样的主题不能不让我想到最近常读的施特劳斯，然而我觉得这里更能对上号的幷不是施特劳斯同名下所指的哲学与宗教之争，而是诗与哲学之争。“诗人多谎言”，但诗还是心灵的最佳疗伤者，特别在上帝死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