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政宗《生不逢时，当与时俱进》

如果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看作为日本战国时期的领袖，类似于刘备、曹操、孙权，而上杉谦信是类似于关羽一样的猛将的话，那么伊达正宗可说是战国时期的第一名臣，如同司马懿或诸葛亮，在战国后期，则是主导日本偃武修文，开始幕府统治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雄主名臣，一直就是历史中的焦点。而在雄主之下如何成为名臣，则更是历史深处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隐秘所在。

在织田信长兵困本能寺、自杀身亡时，伊达正宗年仅16岁。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足足有三十三年之久。而正是这三十三年的差距，使得政宗所生存的战国时代划上了休止符。即便是他有争雄之心，也必须要面对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威慑，于是，等待与隐忍，成了他和德川家康最初面对丰臣秀吉时共同的选择。而在德川家康在大阪打败丰臣秀赖（丰臣秀吉之子），取得这飘忽不定的“天下”后，伊达正宗便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之中——他可以等待德川家康死后，再争天下取而代之，也可以辅佐德川家康的子孙，成为幕府时代的第一重臣。

没有人能逃过权力顶峰的诱惑，伊达正宗自然也不甘心。与中国传统中表面忠君、按下杀手一样，日本战国时期的群豪彼此残杀、背叛离弃、取而代之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德川家康并未曾如同朱元璋一样大杀开国功臣，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伊达正宗的“叛骨”，开始弃武修文，封了政宗庶长子伊达秀宗予宇和岛10万石的领国——在给伊达政宗带来威胁时，也能适时安抚政宗。此种恩威并施，应该说比朱元璋的杀伐要高明了许多。

摆在伊达正宗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如司马懿一般司机夺权，可惜德川家康的子孙同样精明而富于忧患意识；如同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德川家康的子孙也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如同剿灭太平军后的曾国藩，重开战火，机会大于风险。在这里，德川家康留给他子孙的，不是朱元璋所说的一根光溜溜的树枝（后来，建文帝亦然被叔叔永乐大帝夺权，可见背叛永远防不胜防），而是一个需要时时警觉的“生于忧患”的现实。而留给伊达正宗的，则是一种良质的背叛精神，是不向任何人屈服（当然也不会屈服于藏在自身的利己心）、能够自由自在地伸展的可能。由此看来，背叛的可能即相当于进步的动力。或许伊达政宗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于领悟中迷惘、于迷惘中得到领悟的情况下度过的吧？

机会不是时时都有，生不逢时，小天才遇到大天才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中多为惨烈的悲剧，以至于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将其归结为中国文化与人性的毒瘤。瑜亮之争令人叹惋，伴君如伴虎成为警世格言，以至于男女之间都有“相爱容易相守难”，如何在利益与操守间进退得体，实在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高境界。战乱时期要有统一天下、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壮志，而在和平时期，则在于审时度势，克服存于自己心中的弱点，不贪婪、不懦弱。

更难得的是，政宗具有相当丰富的文才，其好学的精神亦成为其人格伸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可说是一位风流雅士。他的作品包括汉诗、和文、和歌、谣曲和俗谣，很多歌谣至今仍为人们传诵不已。传闻他是万海上人转世，手脚都向天地伸展的独眼达摩。在晚年的修为中，他更是悟通生死：

“生命是我所不了解的事情。”

“让想死的人在他想死的时候死吧！毕竟，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只能经历一次死亡。”

“今生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人类原本就是过客，又有什么好挑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