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待之中《“她的心灵远远高于她的才能”》

Simone Weil 1909.2.3 － 1943.8.24

作为更多地为人们所铭记的门德尔松二百周年诞辰日的今日，距离那个永远剪着短发、永远穿男式大衣并在大口袋里装满烟丝、永远“煽动”同学们在各类请愿书上签名的小西蒙娜诞生的日子，竟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

有的时候会感叹：那些伟大的人们的死总会震撼每一个与之相通的灵魂，而他们出生之日的啼哭声，却从来不会扰乱路人的匆匆脚步。

韦伊在报纸上读到饥荒导致中国饿殍遍野的消息时“泪流满面”，作为身处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后辈，近些日子里，自己尽管逃避着却从来躲不开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该如何去铭记韦伊、缅怀韦伊？

高师哲学系的出身无法阻挡韦伊入农村、进工厂、奔赴前线的脚步——“我仅仅在苦痛中感到某种爱的降临。”繁重的体力劳动，贫穷与战争的苦难吞噬着她短暂的青春。为了“不因宗教而使自己同普通人相隔”，她选择了永不入教会。

一方面，韦伊深深体会到“他人的不幸已融化在我的灵肉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与这种不幸分开”，一方面她又明白，对任何人际环境来说，“自己都是局外人”——逃避孤独被她定义为一种胆怯的行为。

不乏有人会把韦伊“夸张得近乎不合情理和近乎自残的一生”视作一种苦难强迫症而戴上看漫画式人物的有色眼睛——她认为的，“除了毁掉‘我’，绝对没有任何其他允许我们做的自由行为”。四十多年前，桑塔格为韦伊所作的文章里就指出了“没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愿意去效法她对牺牲的奉献精神，也不会希望他的子女或他所爱的人去这样做。”

同一个道理或信仰可以有两种表述形式，折中的或极端的。在韦伊那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定理不成立，她的个性使她无可比避免地“以头撞墙”，做一个“这个痛苦的时代最不妥协而又最病态的证人”。历史的漫漫长夜中，那些殉道者无异于自燃行为所放出的光芒(enlightment)，曾经一次次地照亮精神的夜空，让吾等后辈看到光明。

我与韦伊的邂逅，是在图书馆找阿伦特的传记，无意中看到了旁边某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韦伊传记）封面的那幅素描。凝视许久，无法描述当时是怎样的感觉，总之已无法再释手。

阅读的过程伴随着一个接连一个的过山车般激动人心的体验，灵魂中的相似之处打碎了一个个孤独的堡垒，之前未能所及之处仿佛是由圣者带领的精神飞升般的酣畅。

也是自阅读了韦伊的传记，便开始明白为什么《圣经》更多的是一部传记而非一部形而上的哲学书籍。

那位与她讨论过信仰与疑虑的教士曾经说的：“我相信她的心灵远远高于她的才能。”有的人尽限于在精神的范畴内构筑形而上的精致堡垒，另一些则把真理融入个体的生命历程——如果他们认为前者的行为是某种形式的异化的话。

另一位高师哲学系鼎鼎大名的女性同学，波伏娃的回忆中唯一一次与韦伊的“正面交锋”： 韦伊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我以同样专断的口气反驳道，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她以蔑视的神情打量了我一下，说：‘很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

韦伊把人定义为：世界的公民。在忘我的她那里，自私的种种衍生物不存在。比如女性主义，无论是衣着谈吐，抑或在思考实践中，韦伊从来远离某些女性主义者神经质般的身份认同之强迫症。

再比如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除了她说过的“我的国家使别的战败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使我感到痛苦。”，而她自己正是因为拒绝接受战时多于普通法国民众官方定量的食品而病死。

也许有人会发出弗洛伊德式的质疑：喜欢某个人是因为在那个人身上发现了自己所不具有的品质，崇敬韦伊的人，很难说就是韦伊精神上的真正后代。用韦伊的名言来说正是：“爱是我们贫贱的标志。”

不否认偶像崇拜从来都具有两面性。然而那些在黑暗中偊偊前行的朝圣者的跫音之回声，是赋予这个绝望时代中绝望的我们的希望。

黑格尔曾这样评价韦伊的犹太先哲（尽管他们都背弃了犹太教）：“要达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成就是不容易的，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用在韦伊身上，也是同样的合适。

纪念Simone Weil诞辰一百周年。